华为选人的底层逻辑(9)

田涛：时间证明你这些观点老板后来都接受了。
陈珠芳：现在不谈了。后来我想通了，为什么可以不改。我看了那篇文章，讲在西伯利亚搞光纤铺设和一整套设施的故事，最后故事中的那个员工因患癌症去世了。
当时他就说他要为俄罗斯的什么什么而奋斗，所以他可以接纳我们的文化。从这里我就安心，在国际化的公司里，可以这样，大家是这样子的。

田涛：这个时候你是人力资源部的头儿，还是党委书记了？
陈珠芳：是党委书记了。
田涛：为什么选你做党委书记呢？
陈珠芳：1997年，还是1996年底，由张建国替代我当人力资源部部长，我当副部长。老板当时还要我兼总裁文化助理。
后来不久，有一天，大概老板布置张建国写一个什么稿子，结果张建国写的老板通不过，就请了一个很能干的笔杆子，这个人写的也没通过。
老板限张建国一个小时之内必须拿篇文章出来。张建国找到我，其实我开始连题目都不知道，就在一小时之内，从理解题目到写文章，写完，心绞痛突发，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徐立新才告诉我，他们没办法，把门板卸下来，从7楼抬我下楼再乘车到医院抢救。医生就批评他们，这么严重的病人，你们就敢让她走进这个医院。
任老板一听，不得了，亲自到医院来看我。后来老板就把我的文化助理的职位卸下来了。因此后来，我还当过《华为人》报编辑部的总编。
……
陈珠芳：就是这次心脏病，让我觉得人还是蛮脆弱的。那我人生还有什么事情没做，欠了谁的情，就想着这事儿。我想了两个人，一个是班主任，另一个就是我的一个同学。
在1959年至1960年之间，我丈夫的父母由于印度排华，回到中国，上不了户口。我们当时还没有结婚，我丈夫一个月饭票的量是23斤半，我的是21斤半。他的饭票要支持3个人，艰难！
这时我的一个同学在湘潭钢铁公司当技术员，她的定量大概是41斤，她攒了一些粮票。我给她写信，她一口气寄了200斤粮票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