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的尽头(3)

一只薄薄的保鲜袋，装着牙刷和充电器，崔志强拎着就出门了。
2月7日，他到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就诊。“太吓人了，到处都是人。”他在和家人联络时说，有人发饭，但座位靠抢，也不能喝水，一旦去洗手间，座位就被人占了。
当天，崔瑛接到通知，崔志强核酸检测“双阳”，确诊新冠肺炎。随后，他的病情迅速恶化，开始出现呼吸衰竭的症状。医院床位紧张，有几天，他在楼上吸完氧，又得下楼坐着。
崔瑛不敢去医院看爸爸，怕自己被感染，“妈妈和我孩子怎么办”。她心中充满愧疚，为过去和父亲的每一次争执而后悔。
2019年，崔志强刚满65岁，拿到老年证后他很高兴，因为可以免费公交出行，带外孙去玩。
退休前，他受过工伤，调到企业工会，“画黑板，写海报”。退休后，他帮女儿带孩子，给妻子做饭。他离开家的日子里，妻子干他平时的活儿，才意识到“他原来那么累”。
在女儿的印象中，崔志强性格温和隐忍，疼爱妻女。他是家里的长子，弟妹有事都会问他。谁家闹矛盾，他会帮着劝。“他不在，没有一点家的感觉了”。
崔瑛每天都问父亲的情况，她意识到，手机网络的另一端，崔志强的信号正在慢慢变弱。他说不上几句话，回复微信的次数也少了。
2月16日之后，父女俩彻底失去联络。那天，崔志强发来信息，说不知怎么回事，特别难受。第二天，崔瑛联系医院得知，父亲上了有创呼吸机，已经不能说话了。
2月18日，呼吸机也无法维持崔志强的血氧饱和度，他的命交给了ECMO。
“我很感激了，红十字会医院只有两台这个机器，我爸爸用了一台。”崔瑛说。根据她当时了解到的情况，一些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连两三天也没撑过去，社区里有的一家人全部走了，有的两口子走了，留下孤儿。“最难受的不是得了什么病，而是一家人见不到最后一面”。
回忆那段日子，崔瑛说武汉的天是灰的。有时她听见飞机从头顶掠过，会吓得要命。“我以为国家不要我们了。”后来她在广播里听到，支援武汉医疗队的数量不断增加，忽然意识到，“那些飞机，是来帮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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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焰就在某架飞机上。
3月18日，崔志强转院至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疗队负责。
“送来的时候病情很重，片子很糟糕，肺的纤维化特征很明显。”华西重症医学科主任康焰说。但他非常想救这个人，因为除了肺不好，崔志强的心脏、肝肾等功能很好，很有希望。而且“他才60多岁，在武汉的病人里年龄真不算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