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日本现象级社会派推理小说《Blue》：当世界上所有的花都开成了唯一的蓝色(2)

究其本质，社会派推理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写“案”，一种是写“人”。
前者是圆形，是围绕一个复杂的案件，展开抽丝剥茧般的详细调查，所有跟案件相关联的人与事，都会逐一呈现在读者的面前，犹如在夜空中引爆了一颗照明弹，以案件为爆点，照亮了那些不为人知的黑暗角落，比如《人性的证明》《模仿犯》和《所罗门的伪证》都是如此；后者是线形，虽然也以案件为引线，但更多的是通过涉案人的成长历程，犹如传记一般，描写出他、她（或他们）是怎样在现实的浮沉中，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的，犹如在晚上六点依序点亮的路灯，通过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一生遭遇，展现出一条条坎坷、泥泞的人生道路上扭曲、病态的社会风情，比如《白夜行》《越界》和《绝叫》都是如此。
而《BLUE》很难归类于前者，也很难归类于后者，它更像是一条条纵横不一、穿插不定的河流交织在一起，汇合成一片片庞硕无形而又泥泞不堪的沼泽。从叶真中显既往的作品来看，无论《死亡护理师》还是《绝叫》都采取了多线叙事的创作手法，而《BLUE》无疑是多线叙事的升级版，它完全可以比拟成一部围绕发生在平成十六年的青梅案和平成三十一年的多摩新城杀人案而第次展开的非虚构写作。全书围绕着篠原夏希、藤崎文吾、BLUE、范启莲、奥贯绫乃等主要人物展开，辅之以北见美保、井口夕子、三代井修、三泽·马科斯、桦岛香织、正田大贵，舟木亚子等次要人物，每个人物都宛如作者亲自对他们进行采访后，根据口述史改写成的一般，或繁或简地叙述了他们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而叶真中显也一改《死亡护理师》和《绝叫》时多多少少富有感情的笔触，而是用极其冷峻的文字，铺陈出色彩单一，但在晦暗程度上错落有致的巨幅画卷，虽然因为故事的发展需要，在人物的表现层级上有轻重之别，但在“成长经历”这个层面上，给予他们的是平等的待遇，这个“平等”不是指叙事的繁简程度，而是指他们所遭受到的原生家庭的迫害。
众所周知，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用一生治愈。迈克尔·赫·斯通指出：“父母子女的关系是一条双向车道。”那些从小虐待孩子的父母，不仅在孩子成年后（假如可怜的孩子能够活到成年的话），更容易遭到他们的反噬，而且他们患上各种心理和精神类疾病，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的几率也大大增加。现代神经医学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北卡罗莱纳杜克大学的卡斯比和他的妻子墨斐特发表在2002年《科学》杂志上的一项极有影响力的研究证明，单胺氧化酶A基因（简称MAOA）发生变异，会使一个人更加容易犯下暴力犯罪和品行障碍，而童年时期遭遇过家人虐待的孩子，MAOA会影响他们对压力和创伤的敏感度，从而在很小时起就启动“邪恶”的行为——这大概就印证了《BLUE》的腰封上那句“无法选择的家庭，无力改变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