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娘炮”还是要“猛男”？揭开“理想男性”标准变化的秘密(3)

30年代男明星高占非，着泳装露出健硕的肌肉是当时的风尚四、身体之后：“男性气质-民族命运”文化逻辑的生成
R.W.康奈尔在《男性气质》中指出，男性气质并非天生之物，也就是说，它是社会、历史、文化建构的产物“，“伴随不同文化形态呈现差异，并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与时同迁”。无论是对“奶油小生”、“才子 流氓”的厌倦和炮轰，还是对“健美”男性的追捧，并非是偶然发生，而有它在特定时代文化形态的必然性，这其中并非是某一因素而为之，而是纠葛着国族意识、话语权力、商业因素等多方面的较量，它发生在自晚清以来民族危机加重下的强国强种的民族愿望中，发生在中国人形象遭受西方殖民者诟病而力图提高国际地位的政治现实下。

30年代《申报》上的冰淇淋和香烟广告，呈现出健美的身体“健康美”的男性气质是对“东亚病夫”形象的尝试性颠覆，是一次救亡图存的身体实践。在时人看来，中国男性孱弱瘦小的身体特征正是近代中国衰败的表征，谭嗣同曾痛心疾首中国人的体貌与西方人强壮有力相比，则“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佝偻”，梁启超也曾说到中国男子如“病夫”、“弱女”、“菩萨”、“驯养”，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国人强壮的“体格”是改变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凌实现民族独立和富强的基本条件，而弱小多病的体格，则“亡国灭种不远矣”。
30年代新生活运动的开展，则进一步将身体意识和审美观念变为一种政治话语，蒋介石强调，“要做到健全的现代国民，第一就是要有强健的身体”，尤其是一般青年的体格，要“担负其复兴民族完成革命的责任”。需要指出，这种健美的体格并非单指男性，女性的身体也被纳入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中，电影女明星中的王人美、黎莉莉因为健美、运动、活力的形象也深得观众的宠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