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革新宋词的功与过(4)

王灼所谓“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则明确道出了苏轼对词的开拓和创新之功。
从诗词有别 看苏词之不足
需要指出的是，苏轼在词的题材、风格、音律、体制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与创新，为词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他的词作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
苏轼是罕见的文艺全才，他对各种文学样式都精通，诗、词、散文、书画无所不工。但他过于强调各种文体的相通，这是不利于文学艺术的个性发展的。他认为情与志相通，所以以词言志。他对词是一种突破，同时又是一种回归，即向“言志”的正统文学诗文靠拢。他所开拓的词的领域，是以损害词的抒情体性为代价的。他自身的创作习惯如用典、搬用前人诗文，使其词缺乏比兴，缺乏形象，其中隐括《穆天子传》的《戚氏》一词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南宋辛弃疾写词也爱“掉书袋”，就是从苏轼那里学来的，并且更为严重，使词几乎成了案头文学。
苏轼写词还喜欢集句、回文，如他有三首《南乡子》为集句，七首《菩萨蛮》为回文词，而这些词没有丰富的内容，更无境界可言，近于文学游戏。不难看出，苏轼是把写诗的习惯带到词里来了。但作为“天才”，苏轼也能写出好词。如和韵词，人称是戴着双重“脚镣”跳舞，很难写好，而苏轼却有佳作传世，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就是一首咏物的名篇，被称为苏词中言情绮丽的代表作。章词写杨花，虽能曲尽其妙，但只把它作为烘托离思的旁衬之物，不如苏词中的杨花有形有神，因而抒情也就不如苏词深至委婉，而且，和韵比原韵还要受更多束缚，所以王国维《人间词话》说：“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但和韵词多带有游戏形式，对词的创作有弊而无利。这种做法，是因难见巧。“巧”不是文学创作的极诣，其结果是给词的创作带来所谓杂体。
至南宋辛弃疾、陈亮等人，词体异化的现象更为严重。
此外，苏轼有的词议论过多，或缺少情韵，这显然是受宋诗议论化倾向的影响，其后果也是不好的。因此，我们在肯定苏轼对词坛的建树与贡献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其所存在的疵病。
（作者：潘裕民系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