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作为世界政治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历史政治学视野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2)

本文将在历史政治学的视野下发掘作为“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及其学科意义。
观察世界政治的文明范式
在抛出替代性的文明范式之前,亨廷顿首先梳理了几种流行的解释国际关系的理论,以论述为什么不存在“普世文明”和“普世价值”,否则就不存在“文明的冲突”了,并阐述了文明冲突的内涵以及文明冲突的样式。
1.观察世界政治走向的范式之争
以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为标志,冷战结束了。如何看待冷战后的世界?世界向何处去?亨廷顿指出,需要新的观察范式以厘清变动中的世界秩序。在亨廷顿看来,理论或范式会歪曲或模糊一些事物,但是,如果要认真地对世界进行思考,并有效地在其中活动,某种简化现实的图画、理论、概念、模式和范式就是必要的。但是,具有竞争性的、相对有效的范式必须具有以下功能:理顺和总结现实;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预期,如果我们幸运的话,预测未来的发展;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弄清楚我们应当选择哪条道路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所以,对于亨廷顿来说,建立范式是为了预测,而对于世界政治研究而言,范式具有战略规划功能,即:世界政治向何处去?美国怎么办?对于未来走向的“预测”,亨廷顿信心满满,范式能导出预测,“对一个范式的有效性和有用性的决定性检验应当达到这样的高度:从这个范式导出的预测结果证明比其他可供选择的范式更精确”。
根据亨廷顿的总结,冷战之后,不同的范式给出了不同的图景。第一种看法,也是最有影响的,便是“历史终结论”。1989年,敏锐而大胆的福山一鸣惊人:历史终结了,人类已经发现了最终的也是最好的制度模式——美国式代议制民主,全世界都要走向美国的政治制度。大胜利给美国人带来了大狂欢。围绕“历史终结论”而出现了一系列“家族概念”:“软权力”,即美国的制度和文化有吸引力;“民主和平论”,即世界上民主国家越多越和平;“自由制度主义”,即一种名义上“相互依存”但实质上是以美式自由民主为支点的国际制度在“接触中改变”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些都是大胜利之后的“理论大狂欢”,持这一理论者无不认为将出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因此,他们致力于改造其他国家为美式民主——哪怕以战争手段。这就是冷战后美国人的乐观主义战略设计,其理论范式可以与自由制度主义关联起来。
第二种看法相当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认为出现了“两个世界”——我们和他们;这是发达与不发达、穷国与富国或者文化上的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国际关系。亨廷顿认为这种看法没有现实性意义,它们是现实,但不会改变世界秩序的走向,因为穷国缺乏向富国挑战的手段,文化的非西方其实是无所不包的概念,非西方不会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