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作为世界政治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历史政治学视野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3)

第三种看法就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认为世界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实力政治”依然是各国政治的出发点,假设所有的国家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利益,并以同样的方式行动,权力是理解国家行为的唯一出发点。当时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流行就是明证。在亨廷顿看来,现实主义不能用以深入理解国家行为。国家固然要根据权力去界定利益,但除此之外,还要根据许多其他东西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如果出于均势考虑,40年代末欧洲国家应该与苏联而不是美国联手,但是欧洲国家看到来自苏联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威胁,也就是说,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利益的界定,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总之,现实主义理论用以观察冷战可能是有效的,但是无助于理解冷战后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战时期和冷战之前的全球政治。
在否定了上述图景后,亨廷顿明确提出了“文明范式”: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它们同具有与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国家根据其他国家的意图来确定威胁,而这些意图以及看待它们的方式受到文化考虑的强大影响。公众和政治家认为威胁不太可能产生于他们感到能够理解和可信任的民族,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价值、体制和文化。他们更可能认为威胁会来自那样一些国家:它们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他们对之不理解和感到不可信任。
文明、文化的不同类型很多,果真如此,世界岂不是要回到原始部落状态?作为战略家,作为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设计师的亨廷顿,“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秉承他一贯一针见血的文风,指出“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其中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尤为显著,“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拓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