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时期里，“民主”意味着乡巴佬的统治(13)

有产者和他们的代言人对民主最大的恐惧是所谓“多数暴政”。客观上讲，有史以来，如果有什么“暴政”的话，在绝大多数地方和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但有产者和他们的代言人对这个简单的事实视而不见，却对偶发的“多数暴政”大加鞭笞。从柏克到贡斯当（1767—1830），再到麦迪逊、托克维尔（1805—1859）、穆勒，他们都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防止多数暴政”上。他们究竟害怕的是什么呢？他们害怕的是人民当家做主。贡斯当认为“平民统治只能是一种暴政”；托克维尔认为：“‘人民的多数在管理国家方面有权决定一切’这句格言，是亵渎神的和令人讨厌的。”与穆勒几乎同时的小说家福楼拜（1821—1880）对民众也十分恐惧，他说得有点赤裸裸：“今后的剥夺个人自由的将不是专制君主，而是民众。”
那么，人民当家做主为什么这么可怕呢？因为它可能侵害少数人的财产权。托克维尔有句莫名其妙的话：“民主政府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对少数个人利益的保护。”看看他的上下文就很清楚，这里的“少数人”就是“有产者”“债权人”“富人”“上层社会”“知识精英”的同义语。穆勒特别强调“多数暴政”的一个表现形式是阶级立法。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富人都是少数，穷人都是多数，在许多问题上，这两个阶级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穆勒害怕多数阶级会用立法的方式损害少数阶级的利益。此外，穆勒还认为，在任何社会中，知识精英永远是少数，但他们对社会的发展却起着独特的作用，多数对少数的暴政必然会排斥知识精英。但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知道，历史和现实中的确有阶级立法，但大部分是代表少数阶级损害多数阶级利益的立法；历史和现实中的确都有阶级排斥，但大部分是少数阶级对多数阶级的排斥。
可见，使用“多数”“少数”这类词是一种障眼法，在19世纪大谈对所谓“多数暴政”的恐惧实际上反映的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广泛参与政治的恐惧，是对无产者（即多数人）的统治可能否定资本主义财产权的恐惧，反对“多数暴政”不过是当时统治阶级以攻为守的一种策略。今天我们如果忘掉这个时代背景，不做阶级分析，盲目跟在所谓“思想大家”背后学舌，反对“多数暴政”，那真是荒谬、愚蠢之至。
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19世纪，当主流思想家仍把民主看作坏东西的同时，人民大众对民主的要求却日益高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出现以争取男性普选权为主要诉求的宪章运动。1848—1849年间，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相继爆发民众广泛参与的革命。虽然这些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大大震动了欧洲的精英阶层。此后这些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民主潮流难以阻挡，托克维尔和穆勒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托克维尔的观察是，“到处都在促进民主”。在托克维尔辞世那一年，穆勒（1807—1873）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尽管知识阶级中没有人喜欢它，民主还是不期而至。他的判断是，民主潮流的兴起“并不是思想家们鼓吹的结果，而是由于几大股社会群体已变得势不可当”。精英一方面害怕民主，一方面认识到民众的民主要求难以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