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8年黑死病期间，薄伽丘的花园故事(7)

The seventh day of the DecameronPaul Falconer Po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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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伽丘绝非一位道德说教家。他不是改革者,也无意充当先知。他并不特别关注人性的本恶或人类获得救赎的前景。他从未以布道者的姿态训斥读者,向他们灌输自己的道德、政治或宗教信念。如果说他在前言里为《十日谈》确立的道德目标终究是极为平常的(作者希望借助他的故事为有需要的人消愁解闷),那是因为人之为人本来就是件平平常常的事。那场瘟疫也证实了这一点。做人意味着无法免遭不幸与灾难,意味着时而感到自己需要援助、慰藉、消遣或启迪。我们的状况多半是平凡的,不是非凡的;依照薄伽丘的人文主义观点,我们对他人负有的最低限度的道义责任,不在于为他指点救赎之道,而在于帮助他走完一天的路。这种援助有着许多平平常常的形式,尤其是借助风趣的谈吐、得体的举止、故事的魅力,通过谦恭礼让、对话交流、同伴之情和社交生活促使人类交往的领域更加愉快。
给生活增添快乐而不是增加痛苦,这就是薄伽丘人文主义的首要原则。它不是后世流行的那种“人定胜天”的人文主义(后者将自力更生的人类视为万物之荣耀),而是以关爱他人为核心的民众人文主(civil humanism)。(《十日谈》的前言以“人”字开头,并非偶然:“人之常情,是对不幸的人寄予同情。”[Umana cosa èaver compassione degli afflitti.])
值得重申的是,那群年轻人从一个瘟疫横行、道德沦丧的佛罗伦萨一时逃脱,并没有对所谓“现实”产生任何直接影响。在临界地带的园林佳境里度过两周后,故事的十位讲述者又回到了一度置于身后的惨象之中。然而与此同时,《十日谈》里的故事,如同为讲故事提供环境的花园,毕竟还是干预了现实,哪怕此举仅仅在于见证形式的幻化之力。一个个故事用各种叙事形态重塑了现实,让原本被现实那无形无度的流程所遮掩的事物得以有形有致地显现于世,宛如花园将目光引至园中景物之间的审美联系(见第五章)。这是花园与故事兼有的幻术:它们幻化了现实,尽管看上去未曾给后者带来丝毫改观。
如果说薄伽丘的故事艺术和他的人文主义伦理观都与意大利园林设计美学相对应,那么,应当说他的“政治立场”也同样与这一美学密切相关。虽然《十日谈》一再颂扬给事物注入形式这一举(不论此举针对自我、言行,还是人际关系),但是该书也毫不留情地痛斥了那些欲对自然或下属实施专制的暴君。在唐克雷迪(“第四日”第一篇故事)和瓜尔蒂耶里(“第十日”第十篇故事)这两个人物中,我们目睹了暴政之欲的两个最生动的化身。如果说理想的花园是自然在艺术的督管下欣欣向荣的地方,那么暴君则是欲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从而征服和统治自然的人。从政治角度看,薄伽丘对专制政权的厌弃表现为他对佛罗伦萨的共和传统毕生的忠诚,这些传统让自由与市政秩序并存。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由急于扼杀公民自由的区区暴君统治的意大利城邦令他深恶痛绝。他的友人彼特拉克力图取悦于某些傲慢的君王,屡屡寄居他们的宫中,而薄伽丘则一贯拒绝权贵的捧场,始终忠实于共和式自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