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的女儿》高开低走了吗?(3)
2023-05-20 来源:飞速影视
绿色指甲是小秀的,李承天谎称李文卓杀害小秀,以此威胁廖穗芳。
廖穗芳对李承天的概括是准确的,“他总是假装为别人考虑,其实他心里只有自己”。李承天的爱绝不是无私、无条件的,而是充满变态的占有与控制。
《回来的女儿》由此为“家和万事兴”“我是为你好”去魅。要看“和”是怎样的“和”、“好”是怎样的“好”,如果动机不纯、各怀鬼胎、丧尽天良,保全的也只是“扭曲之家”。
只不过,家庭悬疑剧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其对家庭伦理剧范式的打破,以反常态书写为观众制造猎奇的陌生感。无论是美国颇为成熟的家庭悬疑剧创作,诸如《美国丽人》《绝望主妇》《大小谎言》《无所作为》,抑或迷雾剧场自身的《隐秘的角落》,都是家庭悬疑剧的成功范式;美国的家庭悬疑剧主要呈现了美国中产保守主义价值观的溃败,《隐秘的角落》则难得地进入孩子的内心世界,让我们接纳孩子的复杂性并提醒引导的重要性。
它们将家庭危机作为社会危机的缩影——“人与人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个人或集体与社会或自然力量之间的冲突”。用国内批评界的话术就是,“家庭悬疑与现实主义的结合”。
相形之下,《回来的女儿》“格局”要小一些。因为究根结底,所有悬疑来自于这个家不正常,家人的爱很“变态”——廖穗芳对李文卓的保护是偏执的,李承天对廖穗芳的爱更是可怖的。
我们很难将这种“变态”归结为具体的社会问题。虽然李承天的“失败人生”——化肥厂即将倒闭、他面临中年失业的危机、在小镇的流言蜚语中丢掉男人的尊严,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下岗潮”给个体留下的阵痛,但若对比《暴雪将至》《青红》等背景相似的作品,会发现李承天的个体悲剧里时代的因子并非决定性因素。就比如儿时李文卓“烧傻”了,是李承天故意拖延送医,可这时的李承天既没失业、王重江也还没回来,他这么做只能是他自己“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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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卓“烧傻”了,是李承天故意拖延送医。
这也就导致《回来的女儿》的家庭悲剧,就只是个别的、极端的家庭悲剧。固然导演在剧中添加了各种1990年代的时代元素,诸如三线建设、下岗潮、收容制度、集资潮、气功热,等等,但它们都只是现实的碎片,并非主人公行动的深层次逻辑,也就无法构成“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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