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的女儿》高开低走了吗？(3)

绿色指甲是小秀的，李承天谎称李文卓杀害小秀，以此威胁廖穗芳。
廖穗芳对李承天的概括是准确的，“他总是假装为别人考虑，其实他心里只有自己”。李承天的爱绝不是无私、无条件的，而是充满变态的占有与控制。
《回来的女儿》由此为“家和万事兴”“我是为你好”去魅。要看“和”是怎样的“和”、“好”是怎样的“好”，如果动机不纯、各怀鬼胎、丧尽天良，保全的也只是“扭曲之家”。
只不过，家庭悬疑剧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其对家庭伦理剧范式的打破，以反常态书写为观众制造猎奇的陌生感。无论是美国颇为成熟的家庭悬疑剧创作，诸如《美国丽人》《绝望主妇》《大小谎言》《无所作为》，抑或迷雾剧场自身的《隐秘的角落》，都是家庭悬疑剧的成功范式；美国的家庭悬疑剧主要呈现了美国中产保守主义价值观的溃败，《隐秘的角落》则难得地进入孩子的内心世界，让我们接纳孩子的复杂性并提醒引导的重要性。
它们将家庭危机作为社会危机的缩影——“人与人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个人或集体与社会或自然力量之间的冲突”。用国内批评界的话术就是，“家庭悬疑与现实主义的结合”。
相形之下，《回来的女儿》“格局”要小一些。因为究根结底，所有悬疑来自于这个家不正常，家人的爱很“变态”——廖穗芳对李文卓的保护是偏执的，李承天对廖穗芳的爱更是可怖的。
我们很难将这种“变态”归结为具体的社会问题。虽然李承天的“失败人生”——化肥厂即将倒闭、他面临中年失业的危机、在小镇的流言蜚语中丢掉男人的尊严，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下岗潮”给个体留下的阵痛，但若对比《暴雪将至》《青红》等背景相似的作品，会发现李承天的个体悲剧里时代的因子并非决定性因素。就比如儿时李文卓“烧傻”了，是李承天故意拖延送医，可这时的李承天既没失业、王重江也还没回来，他这么做只能是他自己“变态”。

李文卓“烧傻”了，是李承天故意拖延送医。
这也就导致《回来的女儿》的家庭悲剧，就只是个别的、极端的家庭悲剧。固然导演在剧中添加了各种1990年代的时代元素，诸如三线建设、下岗潮、收容制度、集资潮、气功热，等等，但它们都只是现实的碎片，并非主人公行动的深层次逻辑，也就无法构成“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