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卡梅隆，妇女之友四十年？(9)

《真实的谎言》应该是最被女权主义者忽视的电影。乍一看，无非是施瓦辛格拯救世界的无脑爆米花大片，其实卡梅隆确实尝试在电影中用女性意识转变轨迹，破解独立女性的自我解放之道。电影的前半段，女主角海伦的生活重心只依赖于家庭却无法从家庭中汲取足够的爱，于是自甘堕落素面朝天，以中年妇女的无助形象示人。

她的生活突破之道只有依赖出轨，从婚姻之外的社会关系中找到生活的刺激和乐趣。电影在一场“捉奸”的拷问戏码中不断施暴，压榨海伦的自我。在道德与生存的濒死状态里她终于大彻大悟，把传统女性的陈词滥调随手中座椅砸向监视器后看戏的男人，独立意识觉醒不再受制于人。

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真要聊卡梅隆电影中女权意识的集大成者，可能真得回头再看直到今天他老人家担任导演的最后一部电影，也就是《阿凡达》。《阿凡达》中的女性不光有独立的一面，还有同现实社会相通，格格不入被挤压迫害的一面。
70年代以来，许多女权主义者认为环境问题是女性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对女人的压迫与自然的退化存在着某种关系，正是由于人类中心论和男性中心论两者的交叠构成了长久对女性压迫的动因。
于是可以看出，电影中母系社会纳威族本来和平融洽的自然母系社会生活之所以会被人类所破坏，正是如此生态女性主义作祟的产物。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密不可分的现实背景关联令女性的处境愈发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