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充满自私、物欲横流的社会，为什么要说“贪婪已死”？(6)

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认识到，人类是自私和同理心、抱负和聪明才智、求知和困惑、竞争与合作的复合体，我们的经济行为是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塑造下完成的。但随着后辈经济学家们不断发展他关于市场的理论，这些关于人的理解被逐渐忽略了。
现代人把斯密描绘成了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先知，“贪婪很好”这一信条的精神支持者。市场不被视为互惠互利的交换机制，而是人们为追逐个人利益斗智斗勇的战场。政治不被视为一种调解纠纷、以求为所有人寻求良好结果的手段，而是一个高声争论的竞技场，参赛队员有如身处信息茧房，身边都是持有相同观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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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对个人主义的酷爱将市场和政治视为协调个人利益的两个不相关的机制，市场和政治因此都被轻视了。社群伤痕累累，这些伤疤在我们的政治和国家中显而易见。一种新型政治已经遍布整个发达世界，它靠着抱怨不满而蓬勃发展，一些抱怨是有根据的，还有一些则是想象或人为制造出来的；它表达的怨恨和耀武扬威已经撕裂了社会。控制了左翼和右翼政党的精英激进分子被这些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所诱惑，摒弃了脚踏实地优先为工人阶级着想的战后政策。
工人阶级选民已经对传统左翼政党失去了信心。1945年，英国工人阶级选了工党的艾德礼担任首相；1948年，美国工人阶级选了民主党的杜鲁门为总统。2019年，英国工党不仅失去了唐谷，一个被工党稳稳控制了100年的选区，还失去了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北，一个有史以来从未选出过非工党议员的地方。而这只是众多爆冷中的两个例子。别忘了美国“锈带”上的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那里有许多贫困的地区，却助力特朗普入主了白宫。
但传统右翼政党也有问题，过去有，现在仍然有。20世纪80年代，他们开始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与当时大多数选民没有产生共鸣，也不受跟教会和军队关系紧密、抵制社会变革的传统保守派的欢迎。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意识形态并不成功也不受欢迎，于是非传统型的、富有魅力和高超沟通技巧的新领导人们抓住了这一重置理念的好时机。
有些政客，比如鲍里斯·约翰逊和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他们是聪明人，有改良社会的好点子；但还有唐纳德·特朗普，他为了宣传自己而参选，获得了政策目标不清的惨胜；还有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波兰的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奥地利的诺贝特·霍费尔和意大利的马泰奥·萨尔维尼等狭隘人物，他们的政策目标又过于简单粗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