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理：与土相伴“半生缘”(2)

这是一个基础性科研项目——收入了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完成的大比例尺土壤图件和约2194个县的7万个土壤剖面记载，还收入了最近10余年全国性土壤调查获得的1000余万个具有坐标定位的农田耕层土壤采样数据。
如此浩大的项目，所需要的收集图纸和数字化工作，竟然是尚未获得任何科研经费的条件下开启的。
“当时就一个念头，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情。”张维理说。
外柔内刚的她是一个留着干练短发、有些倔强的女科学家，坚持着自己关于“对”或“不对”的判断：过量施肥是不对的；科研成果无法帮助农民和农业解决实际问题是不对的；单纯以论文数量考核科研业绩是不对的；教育不谈理想是不对的……很多“不对”的事情她一个人左右不了，但“对”的事情她始终在坚持，“踏踏实实做研究，把一辈子交给土地”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整合全国土壤基础数据显得尤为迫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曾经进行过两次全国性土壤普查，其中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第二次土壤普查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挖掘了600万个剖面，各地分县完成了大比例尺土壤图，数据完整且可靠性高。然而限于种种因素，当时全国范围仅完成小比例尺土壤类型图和养分图的汇总，未及完成全国剖面库的整理。这些数据散落于各县，由于年代久远，纸质文件面临丢失、损毁风险，对它们的抢救性收集刻不容缓。
“这是我国最详尽、最有价值的土壤资源基础数据，其精度和质量与发达国家的土壤资源基础数据相近。由于具有时空尺度的唯一性，这些宝贵数据的损失对国家、对社会各层面都是无法挽回的。”在张维理看来，能像“二普”这样动员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全域调查，未来在世界范围内几乎都没条件再做了。
受技术所限，“二普”省一级的土壤图是机器印刷，有数百套；而县一级的土壤图全靠手工绘制，最多只有5套——一般档案室放一套、县政府或相关机构保留一套。但随着机构改革的推进，以及地方拆迁引起的变动，部分县一级的图丢失。即便辗转留存，不少土壤图也只是贴在墙上，风吹日晒加上受潮，有的发霉，有的破了洞。
有一次，张维理去云南做植烟土壤普查，向某个县借了一张土壤图。由于随身行李太多，那张图丢在了机场。“当时我那个着急，这种图丢了就可能永远消失了，所以回来我们就加紧做收集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