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做对了什么？还要做些什么？——读达利欧《原则2》(6)

”
从这段话来看，达利欧对于中国经济的理解很富辩证性，他说，“各国领导人应当妥善管控和协调货币与财政政策，以使‘国家’与‘市场’之间取得最佳平衡”。
从我阅读全书的体会看，中国崛起的最重要原因是两个。
一是长期主义。
达利欧说，大多数美国人关注的是特定的事件（尤其是当前事件），而大多数中国决策者则从更大、更渐进的视角来看待当前事件。美国人冲动，具备战术思维，他们为现在想要的东西而战。大多数中国人具备战略思维，他们为未来想要的东西未雨绸缪。中国人拥有更长远的、基于历史的视角和规划视野，并把这落实到短期规划和操作方式中去。
他还说，中国领导人关心的是百年大计，因为100年是一个好的王朝延续的最短时间。他们明白，典型的发展轨迹包含不同阶段，每个阶段持续几十年，他们为此进行规划。中国领导人不仅努力实施规划，还制定了清晰的标准来评估规划的表现，而且他们实现了大部分目标。
二是从封闭走向开放。
1984年，达利欧应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邀请首次访问中国。“当时的中国十分贫穷落后，但我很快发现中国人聪明且有教养。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和我去过的大多数其他欠发达国家不同。那些国家的贫困者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纪，而中国的落后是由于其体制缺乏激励性，人们普遍无法接触外部世界。例如，我把10美元的计算器作为礼物送给人们，他们都视为奇妙的装置。当时所有企业（包括小饭馆）都归集体所有，由集体经营。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从不关心自己的职业前景，努力工作也得不到任何经济激励。人们对房屋等各种财产没有私人所有权，也接触不到世界上最好的做法和产品。”
“在我看来很明晰，封闭是中国贫困的原因，所以我相信，去掉这道屏障后，中国的生活水平自然会赶上发达国家，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对外开放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天然良机，而中国人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机会，其表现甚至超出了我的最高期望。”

达利欧在《原则2》中还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探讨了“中美关系和战争”。
中美建交后，有过很长一段“二战后和平与繁荣时期通常发生的情况”——当领先大国没有受到威胁，崛起国家还不构成威胁时，崛起国家能从领先大国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它们以一种共生的方式合作。除了从学习中受益外，它们还从相互交易中受益，并以互惠互利的方式利用资本市场从中受益，直到这变得对它们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