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做对了什么？还要做些什么？——读达利欧《原则2》(8)

第三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富有，他们也认为自己富有，人们的优先重点从强调努力工作和储蓄以免受到困难时期的影响，转为品味生活中更精美的东西，人们更愿意多花钱，艺术和科学通常得到蓬勃发展。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健康高峰国家”，美国在1950-1965年处于这个阶段，中国正在进入这一阶段；
第四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变贫困了，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富有。此时债务相对于收入上升，劳动者的收入和支出都很高，由于基础设施、资本品和研发方面的投资效率下降，城市和基础设施变得陈旧和低效，国家越来越依靠自己的声誉（而不是竞争力）来为赤字融资。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早期衰落国家”；
第五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贫困，他们也认为自己贫困。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明显衰落国家”。
3、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要建设更加开放的知识、信息和观念市场。并在此基础上，提升治理的现代化、法治化水平。达利欧在上一本《原则》（2017）中倡导的核心工作原则是：创意择优=极度求真 极度透明 可信度加权的决策，这对我们颇有借鉴性。
要让“创意择优”发挥作用，需要人们做三件事：一是坦陈自己最诚实的想法，公开讨论；二是理性地表达分歧，进行高质量的辩论，拓展思路，尽量形成最优的集体决策；三是用创意择优来处理所有不同意见（例如可信度加权决策，即给一向有高可信度的发言者更高的权重）。
我在日常调研中发现，中国的制造业做的很好，政策和市场边界也比较合理，充分发挥了民企的作用，让它们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最终锻炼出强大的中国制造。而服务业，无论是金融、房地产、教育、医疗、文娱、养老、媒体等等，一直磕磕绊绊。
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给消费者带来了很大福祉，而服务业的不如人意则让居民生活成本偏高，获得感和幸福感下降。这里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服务业，政府部门有很强的干预性。不是说不应该干预，而是说，如果不能“创意择优”，越干预可能越麻烦。而且干预也要走向法治化，权力不可随意和任性。
最近大家都很关心人口问题，2021年全国人口只增加了48万，“负增长”就在眼前，而2014年前后，有关部门及其周边的人口学家的测算还是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将达到4.5，每年将出生四、五千万人，即使单独二孩，生育率也会反弹到2.4。类似这样与实际情况大相庭径的判断，误导了多少政策，带来了多少问题！这背后都有缺乏独立思考和学术争鸣，不实事求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