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做对了什么?还要做些什么?——读达利欧《原则2》(8)

2023-05-21 来源:飞速影视
第三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富有,他们也认为自己富有,人们的优先重点从强调努力工作和储蓄以免受到困难时期的影响,转为品味生活中更精美的东西,人们更愿意多花钱,艺术和科学通常得到蓬勃发展。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健康高峰国家”,美国在1950-1965年处于这个阶段,中国正在进入这一阶段;
第四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变贫困了,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富有。此时债务相对于收入上升,劳动者的收入和支出都很高,由于基础设施、资本品和研发方面的投资效率下降,城市和基础设施变得陈旧和低效,国家越来越依靠自己的声誉(而不是竞争力)来为赤字融资。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早期衰落国家”;
第五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贫困,他们也认为自己贫困。这个阶段的国家称为“明显衰落国家”。
3、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要建设更加开放的知识、信息和观念市场。并在此基础上,提升治理的现代化、法治化水平。达利欧在上一本《原则》(2017)中倡导的核心工作原则是:创意择优=极度求真 极度透明 可信度加权的决策,这对我们颇有借鉴性。
要让“创意择优”发挥作用,需要人们做三件事:一是坦陈自己最诚实的想法,公开讨论;二是理性地表达分歧,进行高质量的辩论,拓展思路,尽量形成最优的集体决策;三是用创意择优来处理所有不同意见(例如可信度加权决策,即给一向有高可信度的发言者更高的权重)。
我在日常调研中发现,中国的制造业做的很好,政策和市场边界也比较合理,充分发挥了民企的作用,让它们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最终锻炼出强大的中国制造。而服务业,无论是金融、房地产、教育、医疗、文娱、养老、媒体等等,一直磕磕绊绊。
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给消费者带来了很大福祉,而服务业的不如人意则让居民生活成本偏高,获得感和幸福感下降。这里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服务业,政府部门有很强的干预性。不是说不应该干预,而是说,如果不能“创意择优”,越干预可能越麻烦。而且干预也要走向法治化,权力不可随意和任性。
最近大家都很关心人口问题,2021年全国人口只增加了48万,“负增长”就在眼前,而2014年前后,有关部门及其周边的人口学家的测算还是如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将达到4.5,每年将出生四、五千万人,即使单独二孩,生育率也会反弹到2.4。类似这样与实际情况大相庭径的判断,误导了多少政策,带来了多少问题!这背后都有缺乏独立思考和学术争鸣,不实事求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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