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城市，是年轻一代出版人的“理想国”吗？(6)

与此同时，他也在武汉接触了一些比较活跃的作家，比如通过行思出版《一间中国的房间》的蔡小容，“感觉她挺可爱的，文字也很有风格”。还有写小说和散文的作家邓安庆，“他和我都是湖北黄冈人，他作品里的方言让我感到亲切，不过我和他还没见过面。”
这是目前周昀眼中武汉这座城市的出版生态，和12年前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相比，产生变化的不仅仅是轨道交通、街道楼宇，这里的文化活动和出版产业也增加了几分活力。二线城市真的能成为一个独立出版品牌的乌托邦吗？一座城市的文化资源能否因为这样一个品牌的存在而得到更妥善的输出？或许未来的“惊奇”能带给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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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做书这件事”
回顾过去，周昀将自己回到武汉做出版品牌的经历分为两段，一段是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做图书品牌鹿书，另一段就是从武汉大学出版社独立出来做新品牌惊奇。
做鹿书的时候，周昀并没有感到艰难，相反那段时间品牌经营得还不错，第三年就开始实现盈利，之后每年利润都是大幅度上涨，“如果今年没有从武汉大学出版社离职，即使躺平什么也不做，年底利润都是很可观的。”周昀表示。在他看来，如果在二三线城市，找一个做书成本比较低的出版社，做一个小众的出版品牌，做出几个比较畅销的图书品种，“只要编辑团队人数不多的话，日子还是很好过的。”
但也是在鹿书经营最好的时候，团队三人决定从武汉大学出版社离职。独立出来的新品牌未来前景如何，周昀自己心里也没底。但他希望在这段没有工资也没有投资人的日子里，做出来的书首先不要赔钱，能够维持经营。从长远来看，他仍然希望惊奇能尽快摆脱手工作坊式的出版模式，产生利润之后要投入专业的设计、编辑、营销团队，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图书出版平台，这是过去鹿书没有做到的，也是现在惊奇的终极目标。
关于做出版这件事，周昀将其定义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最后一通电话里，他告诉我：“从大学毕业开始，我就一门心思想要进入出版行业，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换个行业。我觉得把书做出来，通过书这种介质将知识和思想传播给读者，给读者带来很好的影响，就像书给我带来的影响一样，这就是有价值的事。”
因为版权业务需要到银行开一个美元账户，周昀认识了一些银行的工作人员，为了感谢他们的工作，第一本书出来后，他第一时间给银行的这些朋友寄了书。收到书后，银行的朋友竟然感叹“第一次感受到了工作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