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道明谈契诃夫：他生活在19世纪，思想属于20、21世纪(3)

说契诃夫式的“简洁”，我还想拿小说《阿纽塔》（1886）作例。阿纽塔是学生公寓里的一个女佣，二十五岁光景，她服侍的对象是个医学院三年级学生克留契科夫，她唯命是从地听从这位大学生的使唤，还“与他同居”。这天，克留契科夫已经动了将要辞退阿纽塔的念头，说：“你要知道，我们早晚要分手的。”而在这之前，契诃夫只用了短短的一段文字交代了阿纽塔的生活“前史”：
“在这六七年间，她辗转在这些公寓房子里，像克留契科夫这样的大学生，她已经交往过五个。现在他们都已大学毕业，走上了人世间，当然，他们也像所有的有身份的人一样，早就忘记了她。”
我读到这里，心里升起了莫名的惆怅，同时也被契诃夫的简洁的笔法所感染。我由眼前的克留契科夫而想象到了阿纽塔之前侍候过的五个大学生的面影，又由那五个大学生的行状而想到克留契科夫“走上了人世间”后也会把阿纽塔忘得一干二净。
三
还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念书的时候，契诃夫就开始文学创作，那时他都往幽默刊物投稿，而且署的都是笔名，用得最多的笔名是安东沙·契洪特，所以也有学者把这契诃夫初登文坛的时期称为“安东沙·契洪特时期”。而且研究者们都倾向于把《一个官员之死》（1883）、《胖子与瘦子》（1883）、《变色龙》（1885）、《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等视为众多幽默小说中的杰作。
契诃夫是怀着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与道德诉求踏上文坛的呢？这可以从他的两封书信中看出端倪。
1879年4月6日，契诃夫给弟弟米沙写信说：“弟弟，不是所有的米沙都是一个样子的。你知道应该在什么场合承认自己的渺小？在上帝面前，在智慧面前，在美面前，在大自然面前，但不是在人群面前。在人群中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
1889年1月7日，契诃夫写信给苏沃林说：“您写写他吧，写写这个青年人是如何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的。”
一个小小“文官”在一位将军面前的恐惧；一个“瘦子”在一个“胖子”面前的谄媚；一个“警官”在一只可能是将军家的“小狗”面前的出乖露丑；一个“一看见有人犯上就冒火”的“中士”，都丢掉了“人的尊严”，暴露了“身上的奴性”。契诃夫通过对于人身上的“奴性”的入木三分的揭露，张扬的正是维护人的尊严的人文主义精神。
除了“奴性”外，契诃夫还发现另一种人性的扭曲，那就是普通人不甘于当普通人的浮躁。因此，我以为在《一个官员之死》之前发表的《欣喜》（《喜事》，1883），也是值得一读的契诃夫早期创作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