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修身之道的历程及其现代命运(13)

另外，由德性—德行的培育向心灵的操练的转折，虽以“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拟之亦不为过，但这绝不意味着“修身”传统的断裂，毋宁说原来的修身技术仍然有效，理学家依然注重礼仪与行为举止，乃至遭到世人“幅巾大袖，高视阔步”之讥讽，理学家亦依然重视德性与君子人格的培育，乃至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辩；而就先秦儒学而论，固然德性—德行的培育是修身的焦点，但这也绝不意味着孔子、孟子、荀子等大儒不关注心灵生活，孔子之“操存舍忘”、孟子之“尽心”、荀子之“以心治性”、儒简《五行》德“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乃至《礼记·大学》正心诚意无不说明先秦儒家从未离“心”而论德。孔子虽从不曾以“圣”自期与自许，但孟、荀均认定人皆可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故宋明理学“圣可学”“满街圣人”的理念实亦肇始于先秦儒学修身传统之中。
不过圣人皆有异表、万杰曰圣说，自汉即已成文。唐宋转型与人皆有佛性、皆可成佛的观念的流行无疑促成了理学家以“成圣”作为工夫修炼的目标这一共识的达成，而在圣人的心性图像中更是充分吸纳了佛道二教的虚无空灵之精神。要之，旨在“成圣”的心灵操练的理学工夫与德性—德行培育的先秦修身传统相比，既呈现出连续性，更呈现出更新、突破乃至转折的面向。或者更准确地说，先秦修身传统的目标与修身技术成为宋明理学工夫论说的底色，在此底色上，理学家应时代精神而起，出于民族文化慧命的自觉与强烈的道统意识，由各自深刻的工夫修炼体验出发，浓墨重彩为之增添新的色层，绘制新的篇章。
近代以降，传统的“天道”被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新天道”所取代，修身首先意味着“觉悟”，即从传统的旧天道(日用伦常的人间秩序)中摆脱出来，从“存有的大链条”中摆脱出来，这是一个“解放”的过程，一个现代主体自由、自主觉醒的过程，一个“脱人伦”、离家、出家的过程，人生的意义是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之中完成的，“意义”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找”出来的。现代人生在根本上是筹划、设计、规划的人生，带有强烈的“人工性”，而不是“自然性”。
社会乌托邦工程最终演进为人自身的乌托邦工程，即通过一种技术手段可以全方位地改造(提升)人之身心的工程。将人向着更高、更强、更完善的方向提升，只是这个“更高”“更强”“更完善”已经完全超出了“自然”，“人”从“脱人伦”向“脱人身”演进，这里已经没有了一个“天性”注定的“自然限界”，因而也没有“康复”“复其初”的理想模式，人性是无限定的。人的未来、人的命运第一次真正掌握在人自己的手中，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何谓美好生活、美好心性再度成为一个时代问题。原来人类对完美的追求一直以“天”作为“原型”，“天心”“天性”“天德”“天道”“天情”“天乐”一直是儒道两家共同追求的心性、性情、德性，生命一直作为“礼物”、作为自然之所予(the givens)被感激、被接受、被珍惜，现在这一切都有让“人”向着“更完美”的方向突破的可能，“天心”与“机心”对决的时代已经悄然莅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