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修身之道的历程及其现代命运(11)

前者，为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为中国数千年来盗窃之国之列朝也。”(29)1905年，梁启超在《德育鉴》中明确将“致良知”与“爱国”画等号，反复强调爱父母、妻子的良知就是“爱国之良知”，在爱国成为“吾辈今日之最急者”时代，人人须以刻刻不欺良知的心法来检查、省察自己的“爱国心”之诚伪。而在1932年，蒋介石在其《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一文中直接呼吁：“爱国家，为国家牺牲，就是个人良心上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良知”，否则“只顾逞意志，争权利，就是在强敌压境的时候，还要破坏统一，破坏团结，并且借这个机会来反对党，推倒政府，这就是不能致良知”(30)。到了1943年，冯友兰就新旧道德加以辨析说：旧道德中的“忠孝”是以家为本位，为父母尽孝、为君主尽忠，但往往会忠孝不能两全，不能两全时就要“移孝作忠”；
新道德则不同，“现在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那就没有冲突……我们为国尽忠，就是为民族尽孝，为民族尽孝，也就是为国家尽忠”。(31)由于“国家”与“革命”成了终极视界，而对“国家”与“革命”的理解呈现出党派性与阶级性根本性差异，于是传统修身之中的一些自明的概念诸如天理、良知都成了问题。在“革命”话语中，“既是刽子手又是牧师”的阳明，其“良知”不过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声音而已。(32)实际上早在“排满”与“民族主义”高涨的晚清，章太炎就对“途说之士羡王守仁”现象表示不解，阳明学问“至浅薄”“无足羡”，而且还犯有双重的政治立场错误：“抑守仁所师者，陆子静也。子静翦爪善射，欲一当女真，与之搏。今守仁所与搏者，何人也？……以武宗之童昏无艺，宸濠比之，为有长民之德。晋文而在，必不辅武宗蹶宸濠明矣。”阳明所搏击的对象不是北方的“异族”，故民族大义上是非不明，更为重要的是，他站在武宗立场而不是追随“有长民之德”的宸濠，故革命是非不清。
双重是非不明，起阳明于地下，会有何辩解？
四 另一个过渡时代的到来：修身会终结吗？
21世纪是一个“加速”的世纪。科技、社会、生活步调变动速率出现了日益加速的现象。(33)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大数据、物联网)和认知科学(人工智能)汇聚为NBIC(Nano-Bio-Info-Cogno)四位一体的“人类增强技术”(Human Body Enhancement Technology)，从“外”到“内”、从“身”到“心”(“脑”)，对人之“生理”“认知”“道德”各个层面提供了一套增强技术，使得人之听力、视力、运动能力、耐力、抗疾病与延缓衰老能力、感知、接受、记忆和运用信息的认知能力以及道德能力(道德判断、道德情感与道德行动)向着更高、更强、更完善的方向提升。(34)人类增强技术日益成为21世纪的“新道教”，它将道教的“外丹”与“内丹”修炼术完全技术化、程序化、可操作化而且有效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