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修身之道的历程及其现代命运(9)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天下一家”观念也一直没有完全退出国族建构者的“世界”视界，康有为的“大同”论、谭嗣同的“有天下而无国”的“地球之治”论，这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一直绵延不绝。孙中山虽然一方面抱怨传统中国之所以“不国”就是因为传统的世界主义(实则是“天下主义”)抑制了“民族主义”，故当今中国应该大力提倡民族主义，不过他话锋一转，中国的民族主义包含着真正的世界主义精神，因为欧洲的世界主义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世界主义，中国的世界主义是天下为公、大同之治的和平主义。即便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论述中，“天下一家”的雪泥鸿爪仍然依稀可辨。郭沫若在二十年代就称：“马克思与列宁的人格之高洁不输于孔子与王阳明，俄罗斯革命后的施政是孔子所谓的‘王道’。”无疑，近代的世界主义论述究竟在多大程度是由传统天下的观念生发出来的，而不是由“另类的西方世界”观(一种扎根于基督宗教的乌托邦主义终末论的世界观)投射给传统而制造出来的，甚或是某种出于对“西方”爱恨交织的“两难心理”激发出来的，仍还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不过20世纪的天下主义、世界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跟以往的“天下一家”的观念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不再是基于“亲亲”这一亲情、血缘“家伦理”所推扩而成的“共同体”，而是由志同道合的“同志”所建构的高度同质化“社会”。(22)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民族国家的建构、抑或是革命意识形态的营造，都需要一番伤筋动骨的“脱人伦”“脱身份”的改造活动。“国民”意识与“党性”意识的“觉悟”“觉醒”便成了过渡时代修身的主题。梁启超在1915年创办《大中华》杂志，发刊词即以唤起国民的“自觉心”为宗旨。的确，惟有将人从各种宗教的、宗族的等等有机共同体之中抽离出来，将传统的扎根于乡土社会之中的“植物性国民”(丸山真男语)“连根拔起”，将之转化为爱国、爱党的一个“分子”(“国民之一分子”、“人道之一阿屯”)，才能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政党意志以及全民、全党总动员的能力。这也可以理解何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军国主义思潮盛行中国，“惟军国主义是务，而宗法社会弃之如脱屣耳”。(23)于是，传统的“身家”成了现代“国家”的累赘，套用章太炎的术语说，从家族伦常之中挣脱出来成为“大独”，才能成就国家这个“大群”。
传统的“身—家—国—天下”的存有链条断裂为“个体”(“身”、“大独”)与“国家”(“大群”)两截。“家”逐渐被视为“罪恶的渊薮”(24)，作为“身家”的存在甚至也遭受到第一代新儒家的怀疑，称“家庭为万恶之源，衰微之本”的熊十力自不必说，即便是最为保守的马一浮也感慨说，儒家即便程朱诸公亦未尝不婚，儒者自大贤以下鲜不为室家所累。(25)“离家出走”方能真正成为无牵无挂、放开手脚做大事、创大业的“个体”。现代性中的个体其本质即是一“无负担的自我”(the unencumbered self)，即是“出离自身”的，即是“无家可归”的。“这种不具有任何必然的社会内容和必然的社会身份的、民主化了的自我，可以是任何东西，可以扮演任何角色、采纳任何观点，因为它本身什么也不是，什么目的也没有。”(26)于是原来旨在觉悟成圣的“身”被塑造为一种具有冲破罗网、敢于行动的革命觉悟的主体，原来的“为己之学”变成了带有革命气质的主体性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