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修身之道的历程及其现代命运(8)

这一变局在本质上可概之为“中国现代性问题”。
在这个过渡时代中，西方世界中的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一如巴黎的“标准米”成为“国”之为“国”的标杆，中国“无国说”流行一时。倡导“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严复认定“最病者，则通国之民不知公德为底物，爱国为何语”(20)。“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者说使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国”便成了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梁启超《新民说》明确提出：“凡一国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建设何种国家(“国性”)、培育何种“国民”(“民德”)自是一体两面之问题。“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的“利群之道”(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取代了基于血缘伦理的“孝道”而成为“放诸四海而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真理。成全自我的“为己之学”被代之以“成全国家”，为“成圣”而读书被代之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国家”成为最大的思考单位：
“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不及焉者野蛮也，过焉者亦野蛮也。”“不及焉者野蛮”，甚好理解，“过焉者亦野蛮”则如何讲？梁启超解释说，世界主义、博爱主义、大同主义此类事情“或待至万数千年后”犹不敢知，而竞争为文明之母，国家则是竞争的最大单位(“最高潮”)，国家之界限被突破，则竞争消泯，“竞争绝”，“毋乃文明亦与之绝乎!”文明绝，则重陷入“部民”之竞争，“率天下之人复归于野蛮”。传统的“独善其身”被视为“私德”，而以此自足放弃对国家之责任则“无论其私德上为善人为恶人，而皆为群与国之蟊贼”，“谓其对于本群而犯大逆不道之罪，亦不为过”。宋明理学“民胞物与”“万物一体之仁”之精神旨趣在于突破人己、物我界限(“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在梁启超看来此天下同风的意识造成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进而“视国家为渺小之一物，而不屑厝意”，更为重要的是，国家作为“大群”其成立“必以对待”，即“群”之为“群”必有一“界限”意识：
对外竞争，故须善认“群外之公敌”；对内团结，故必不认“群内之私敌”。这种民族国家建构之中分清敌友的意识后来则成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只是在后者那里，敌友的划分是依照阶级而不再依照国族，或者说阶级敌人已经被放逐于“群”之外，不属于革命“群众”的队伍。而根据现代某些政治哲学家的看法，划分道德领域的标准是善与恶，审美领域是美与丑，经济领域则是利与害，政治领域则是敌与友，把敌人明晰无误地确定为敌人是政治诞生的时刻：“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21)。“仁政”与“德治”是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在根本上是一种消解现代政治的意识。在饥鹰饿虎、万国竞争的丛林时代，民族国家体系的世界视界取代这种天下一家、天下同风的视界自是“大势”所趋、在所难免。用康有为的话说传统儒家的“天下义”“宗族义”必须转换为纯粹的“国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