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修身之道的历程及其现代命运(6)

曾子“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吾日三省吾身”则将每天的行为纳为反省的对象。宋明儒更将每个当下的“意念”纳为反省的对象，“念虑之正不正，在顷刻之间。念虑之不正者，顷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虑之正者，顷刻而失之，即是不正”，这是在意念发生之后的省思；“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此是在意念发生之当下的、同步的省察，此省察与意念为“并起”，“无等待，无先后”，完全符合现象学意义上的自身意识的界定标准。
第二，工夫修炼的广度、深度均有重大拓展与深化。工夫不仅对治人之意识领域，更是深入到无意识、潜意识领域，“梦”成为工夫的场域。“对广众易，对妻子难；对妻子犹易，对梦寐更难”，借梦卜学(“人于梦寐之间，亦可以卜自己所学之浅深。如梦寐颠倒，便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梦后自责”“梦中用功”乃至“梦中悟道”等等现象的出现，表明儒家内省工夫之范围涵括了吾人全幅的心灵生活。这不仅意味着反思的广度之扩展，而且同时也表明省察的深度之加深，省思的目光已经深入到人性之幽深晦暗之领域。毫无疑问，这是心灵澄明工夫贯彻到底之体现。
第三，与个体的内省、省察的深化相伴而来的是修行共同体中省过生活。省察之光亦往往存在“灯下黑”现象，见人过易，见己过难，圣贤固会“闻过则喜”，常人却难免文过饰非。陆象山指出：“人之精爽，负于血气，其发露于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师良友剖剥，如何得去其浮伪，而归于真实？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觉、自剥落？”(12)就此而言，个体性的拯救(“究极自己性命”)离不开修行共同体的集体拯救(“共了性命”)。劝善、省过、疑义相质、师友夹持都需要一种“组织生活”，书院、精舍、盟会之出现均可说是这种共同修身需要的制度化、仪式化之表现。
第四，“生死一念”成为工夫修炼的对象。“未知生焉知死”，先秦修身传统少讨论死亡现象。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广为流行，依二程的看法即是因其以“生死恐动人”，此后人“皆以死为一大事”。刘元城对二程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世间事有大于生死者乎？而此事独一味理会生死，有个见处，则于贵贱祸福轻矣。且正如人担得百斤，则于五六十斤极轻。此事老先生极通晓，但口不言耳。盖此事极系利害，若常论则人以谓平生只由佛法，所谓五经者，不能使人晓生死说矣。故为儒者不可只谈佛法，盖为孔子地也。”(13)王阳明再传弟子王塘南更明确指出“世儒之必趋释氏者，无他，彼以为释氏能超生死而孔子不能也”(14)。而佛教高僧安然坐化乃至豫知死期等等现象更是给理学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故在理学家的传记、年谱死生之际的记载中，辞气不乱、安静而逝成为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