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修身之道的历程及其现代命运(4)

儒家的伟大在于，自孔子始，就给这个新出现的“士”阶层注入了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对“士”阶层提出了更高要求：“士”绝不能为“仕”而“仕”，“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仕”是有原则的。“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余英时指出，先秦的修身观念与士之出处辞受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士代表的“道”跟西方教士代表的“上帝”都是不可见的至高权威，惟上帝的权威则由一套教会制度得以体现，而“道”的权威自始就“悬在空中”，以道自任的士惟有守住自己的人格尊严、自尊、自重，才能显示出其所抱之道的庄严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才能与王侯之“势”分庭抗礼⑥，这是先秦诸子重视治气养心修身之道的原因所在。
孔子之后，孟子与荀子对儒家修身思想均有所推进。心—气—形(身)的三联结构则是两人共同的修身路径之预设：以“心”统摄“气”，让德性(“德气”)渗透于人之身体并表现于言行举止、动容语默之中(“见面盎背”“践形”“美身”“有诸内，必形诸外”“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诚于内而形于外”)。⑦固然孟、荀修身的具体方法有异，孟子采取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扩充”模式(development model)，荀子采取的则是一种由外而内的“改造”模式(re-forming model)⑧，二人对“大丈夫”“士君子”的人格亦各有精彩之描述，但究其实质都未超出“君子”这一目标，要之，通过心—气—形的联动而像虫蛹蜕变一般(“君子之学如蜕”)形成新的自我(“君子”)，这是先秦儒学修身传统的共法。
二 “工夫”：心灵操练的时代
“功夫”“工夫”，原义为“役夫”“役徒”及其所担负的徭役工作，由此而衍生出“做事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而由花费时间、精力做某事而成就某种能力、本领、达到某种造诣，亦成为功夫、工夫进一步衍生义。最初佛教将造塔一类工程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称为“功夫”，后又将布施一类活动称为功夫，功夫即“功德”，再后，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均被称为功夫。其中“禅定”与“智慧”二门视为成佛的关键，故在唐代开始的佛教典籍中，功夫通常就是用来指坐禅这种修养方式，而坐禅既要求身心的高度专一，又有一套仪式化的操作步骤、每一步骤都包含了许多具体的要求，于是，在佛教那里，工夫、功夫义最终变成了“个体将其身心进行高度的集中，以投入某种具有可重复性、窍门性、进阶性的仪式化操作技法”。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