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修身之道的历程及其现代命运(2)

“敬德”与“受命”、“德”与政权的“天命”往往绑在一起。对“德”的追求虽不乏真诚与坚定(“厥德不回”)，但其动机却始终无法超越政权的“受命”这一向度(“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②
孔子坚持有教无类，使得修身带有开放性，在原则上它不限定在某个阶层上面，后来的《荀子·君道》与《礼记·大学》都明确指出，上自天子下至臣下、百吏乃至庶人皆以修己、修身为本。孔子(《论语·述而》)始又强调“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孟子·尽心下》则说：“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显然孔子对德行的追求不仅具有了普遍性，而且也具有了纯粹性。由“受命”向“俟命”、由古老的“善恶有报”宗教信念向德福剥离、由“行仁义”向“由仁义行”，德行自此获得了自身的纯粹性与自足性。余英时指出，春秋的前半段，大约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孔子出生前一个世纪左右)，“修德”已成为“精神内向运动”的主题：与王朝“天命”相联系的集体和外在的“德”逐渐转为个人化、内在化的“德”，但这个“德”仅限于诸侯、执政、卿大夫，而仍未及一般人；
另外这个“德”虽已开始“内在化”，但以何种方式内在于人，亦指示未清，此中关键尚未出现“心”的观念，故这个时期只能称为轴心时代的“酝酿期”。③在此需要补充的是，在孔子之前，“德”尚未完全证得其自身的普遍性、纯粹性与自足性。另外自孔子开始，人与禽兽之别的话语开始见于不同的文献。先秦诸子不约而同地将“禽兽”视为映射人之为人的“他者之镜”，人禽之别话语的出现标志着人之“类意识”的自觉、“做人”意识的自觉。人之“天爵”“良贵”说将人之“贵”由世间差异性的社会地位提升至人人皆具的超越性身位，不仅构成了人皆可成圣的人性论的超越根据，也构成了传统向现代不断转化的精神资源，谭嗣同“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象为平等”这一近代“仁说”未尝不可视为是对这一精神资源的重新激活。
孔子不仅形成了有教无类的普遍人性意识，更明确提出了“修己以敬”的主张，这是一种整体生命的省思意识、一种反思性的处己态度、一种彻底的自我负责的态度(“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毫无疑问，它反映了对自我德性生命的一种高度专注。“敬”之一字更刻画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自我”的一种特殊的关注方式，而与“修身西学”中的“关心自我”、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谓的“自我技术”形成了鲜明对照。另外，孔子还提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一反身修德的自反性的人生态度，奠定了儒家“君子必自反”的修身路径。“君子”则是修身的目标。观《论语》开篇《学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到卒章《尧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始终是孔子认定的修身目标。据杨伯峻《论语译注》统计，二十篇中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论“君子”的有八十六章，出现率最高词是“仁”(109次)，其次就是“君子”(107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