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修身之道的历程及其现代命运(3)

而修身对治的焦点一方面是“仁”之精神的植根与培养，另一方面则是言行举止的修饰。《尚书·洪范》已有“敬用五事”的古训，五事即貌、言、视、听、思：貌恭、言从、视明、听聪、思睿。《国语·周语》单襄公更是明确指出：“夫君子目以定体，足以从之。是以观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处义，足以步目。……视远日绝其义，足高日弃其德，言爽日反其信，听淫日离其名。夫目以处义，足以践德，口以庇信，耳以听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丧有咎，既丧则国从之。”君子之“视听言动”关乎国之存亡，可不慎乎!孔子四勿之诫(非礼勿视听言动)实渊源有自。《礼记·哀公问》载哀公问孔子何谓“敬身”，孔子答曰：“君子过言，则民作辞；过动，则民作则。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则能敬其身。”《周易·系辞上》云：“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
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论语·泰伯》曾子将君子之道归结为三：“动容貌”“正颜色”与“出辞气”，而在子夏君子三变之说中(《论语·子张》)，“望之俨然”即是“动容貌”，“即之也温”即是“正颜色”，“听其言也厉”即是“出辞气”，由此亦不难窥见孔子君子人格教育之重点所在。《论语·述而》所记孔子教学的内容为“文、行、忠、信”：文，先王遗文；行，德行；忠，尽力做本分之事；信，诚信待人。此“四教”均不外乎君子德行之培育。而所谓的“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以及“君子之道”(行己恭、事上敬、养民惠、使民义)亦均着眼于实际行政能力的培育。
实际上“士”之本义即“事”，观《尚书》《诗经》《礼记》《荀子》等书籍中“多士”“庶士”“卿士”一类术语，“士”均与“事”联系在一起，士即是在政府部门中担任某种“职事”的人。故“士”又通“仕”④，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士阶层即是通过学习政治、军事、礼仪的能力而获得从政、出仕的群体。不过，春秋之前的士受到“三重身份”的限定，就社会身份言，士被限定在封建贵族层(当然是最低的一层)，就政治身份言，士限定在各种具体的职位上面，而在思想层面言，士则限定在诗书礼乐等王官学的范围。士的这三种限定也限制了它的“视野”，使得它不能真正超越自己的身份而形成对现实世界全盘的反思能力。⑤而“士”在春秋时代成为“游士”之后，丧失了原来“有限”的身份，却也因此形成了“无限的”视野，“处士横议”，“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成了一时之“士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