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修身之道的历程及其现代命运(10)

传统扎根于人伦共同体之中的“修身”变成了政党信仰共同体之中的“修养”与超越人伦的“革命觉悟”“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传统儒家的修身思想、工夫修炼的技艺从人伦教化(“孝弟慈”)、为己之学、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儒家信念框架中“脱嵌”，并被“嵌入”现代民族国家与政党政治的视界之中。这体现在“个人意识”与“团体意识”两个方面。第一，就个体的心性世界的锤炼而论，它成为政治领袖、时代的先知先觉者自我规训、自我挺立、自我决断的精神指引，贺麟一度称蒋介石为“王学之发为事功的伟大代表”，其责己之严、治事之勤、革命之精诚、事业之伟大，皆由于精诚致良知之学问得来。(27)在有志之士中，用阳明心学乃至宋明理学锤炼自己的人格、培养自己的革命意志已蔚然成风。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修身的目标被设定为成为“革命家”、成为“革命的圣人”，这就需要“立志”(“真正有决心”)、“自觉”(“真正自觉地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岗位”)，并要在“事上磨练”(“共产党的修养要跟群众的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要经历“一个很长的革命的锻炼和修养的过程”)等等，儒家原有修己安人(内圣外王)的框架变成了改造自我与改造社会双向改造的框架。
不过，修身在传统中是君子的自我要求，而在现代政治运动之中则被泛化为一种道德与政治泯然无别的总体性要求。第二，就培育团体意识而论，它成为现代政党政治统一认识、提升党的政策一竿子插到底的贯彻力、执行力的重要思想资源，成为“实行革命主义最重要的心法”。“全民总动员的国家”与政党政治最终必须诉诸全民性的意志、觉悟与行动力，用孙中山的话说，“革命必先革心”。从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这些现代政治风云人物纷纷关注知行问题，不亦宜乎!不用说，“全民”之民已经抖落干净传统的“身家”关系。它不再是多元的、具有不同身份的“复合群体”，而是清一色的、拥有统一意志的“单纯的同质性”的整体。(28)塑造这种具有统一意志的“群体”便成了中国现代性“教化”的最重要任务，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论，这是一“一以贯之”的主题。
最终“国家”与“革命”成为中国知识人心中一个最神圣的观念。早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就提出在新伦理(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构成中，父母对子有生、育、保、教之恩，故子对父母有报恩之义务，而社会、国家之于“国民”其恩与父母同，故国民如不爱国，则“实与不孝同种”。不过，梁启超明确将“国”与“朝廷”做了区别：国如村市，朝廷为村市之会馆，故爱国与爱朝廷并不是一回事：“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何谓“正式”？何谓“不正式”？梁启超未言，毛泽东在1910年下半年读到此处加以发明说：“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