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妖与圣人：古希腊和古典中国的知识与智慧》(4)

《海妖与圣人》导言绪 论
身处今日的地球村中，我们一直都知晓世界最偏僻的角落里发生的事情，即便我们也会沮丧于无力解决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危机，哪怕我们还不能实时地通过电话和计算机屏幕同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沟通。这当然不是诸文明历史上的常态。例如，在古代曾存在过令人印象深刻的文明，这些文明孕育了伟大的艺术家和思想家，可他们并不知道，同一时刻在千里之外，也有另一些大艺术家和大思想家在创作同样伟大的诗歌与哲学著作。古中国和古希腊文明的关系就是这样。
古中国和古希腊文化在似乎不知晓彼此存在的情况下，各自充当了世界文明进程中两股主要的影响力量。古典时代中国的诸多文本和文化价值遍及整个东亚，成为韩国、日本和越南这些国家的文教基础。哪怕在今天，有些学者仍在谈论“儒家东亚”，认为环太平洋经济体令人吃惊的崛起归功于儒家模式（Chinese style）。类似地，希腊文明也被认为创造了西方的许多思想范式。许多人认为，现代哲学、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轨迹，早在古代雅典已经被奠定了。这两大文化都是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产物，“轴心时代”指的是约公元前800至前200年间的一段时期，在这一段时期内，创造性的思想家似乎“纷纷从小邦相争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中涌现”。
我们对能证明古中国和古希腊间可能确实知晓彼此存在的证据很感兴趣，即便这种知晓很可能并不直接，而且须经由中亚游牧民族作为中介。举个例子，最近在一座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墓葬中发现了中国丝绸，这个惊人的发现表明，西方世界和远东早在已知的丝绸之路建立前几个世纪就存在来往。当然，操印欧语系的民族最早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就和中国有密切联系，有可能充当了中西间的桥梁。但如果关于古代中国和希腊文学的比较著作只限于展现这类历史交流的实例的话，那么比较文学家们早就可以收工了。或许“比较文学”的真义之一就在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这样一个观察：善于使用隐喻还是有天赋的一个标志，因为若想编出好的隐喻，就必先看出事物间可资借喻的相似之处（陈中梅译）（Poetics， 1459a），哪怕这些事物有可能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