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妖与圣人：古希腊和古典中国的知识与智慧》(6)

写有楔形文字的古巴比伦泥板，大英博物馆藏至于阅读汉语是否牵涉与阅读希腊文或其他字母文字完全不同的心理学的问题，我们无意在此卷入此类论争。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中国人自己从传统上就认为，他们的文字和文字所代表的自然世界存在某种关联，而这种关联通常是参与性的。许慎（30？—124？年）是第一部中国汉字字源学字典的作者，他认为迈向文字的第一步肇始于传说中的君王庖牺（=伏羲，约公元前2800年），他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稍后，许慎又说，黄帝的贤臣仓颉（约公元前2500年）在 “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的时候初造书契。
这种关于汉语自然起源的观念无论最终是对是错，它在中国都通过书法艺术而愈加深入人心，文字的书写笔画同书法家用毛笔描绘的竹林、群花、山峦以及自然世界中的其他事物就此发生了关联。毫无疑问，在汉语这样的文字体系中，打破书写文字和它所表现出来的世界之间的联系——有些人会认为这种联系是任意的——比在希腊文中要难多了，后者除了表达声音之外什么也表达不了。无论如何，在汉语中至少存在一种持久的幻觉，即文字能够直接地、自然地参与它们试图描绘的事物和理念的世界。
过往的古希腊和中国比较研究
现在学界已经有一个规模可观的群体在进行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比较研究。即便时不时仍有针对比较研究大方向或者比较研究中据称过分简单化的研究方法的攻讦，比较研究的数量依然在日渐增长并且取得了宝贵的成果。有人也许认为，西方汉学著作由于主要采用了深受希腊人词汇和范畴影响的语言，因此内在地就是比较性的，并且不时地会在一股内生自希腊文学和哲学的焦虑驱动下进行研究。当然，许多最有影响力的汉学研究著作都经常提及古典希腊，将之视为所有有教养的西方读者必要的甚或最重要的参照点。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多卷本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绝对是20世纪最有价值的汉学著作之一，而此书的第二卷正可作为一例。李约瑟在此卷中数百处征引了希腊思想，其中仅亚里士多德就超过四十次。
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关于传统中国哲学的权威研究《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是更为晚近的例子。古希腊哲学在他的书中被提到超过三十次，即便史华慈的主题一如标题所说是古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