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妖与圣人：古希腊和古典中国的知识与智慧》(8)

诺斯罗普展示的这种全面对比已经非常接近于著名希腊科学史家劳埃德试图“揭秘”的那些“思维”（mentalities）了。劳埃德的研究著作《思维解谜》（Demystifying Mentalities）条理出众且颇具论战意味，他意在驳斥差异分明的文化心态理论，例如列维-布鲁尔（Lévy-Bruhl）坚信的“原始思维”，或弗雷泽（James Frazier）提出的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明所必经的三个演进阶段：巫术、宗教和科学思维。劳埃德对“思维”观念的攻击颇有说服力。他比较了古希腊和古代中国思想中某些特定的方面，而这些方面或许恰好可以从本质上代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他对比了“希腊式的对根本性问题的执着以及对极端或根本性解决方案的偏好”和中国“发达的实用主义倾向，连同一种关于什么是管用的以及如何才能付诸使用的对实用性的关注”（p. 124）。
但接下来劳埃德并未通过推论存在一种本质上希腊式的和一种本质上中国式的思维来解释这种对比。他认为这种对比反而来自两个文化在社会政治语境中的具体差异。他指出，战国时代的中国并不存在任何能等同于希腊城邦政体和政治组织多样性的东西以推动思想争鸣。并且，在中国哲学论证似乎总是为了劝谕皇帝、君主或诸侯，劳埃德相信这种状况抑制了某些类型的争论。劳埃德关于希腊和中国思想及相关政治语境中的区别的观点是极为有益的。
在较新近的一部著作《异见与权威：探究古希腊与中国的科学》（Adversaries and Authorities: Investigations into Ancient Greek and Chinese Science，1996）中，劳埃德继续批评学界区分出明确的希腊和中国式思维的风潮，并表明他反对这一研究进路主要是因为“它甚至根本没有给出解释的起点，而充其量是在罗列有待解释的东西”。他认为比较文学家们要做的是去找出对比的两边各自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什么。他试图在这本书中表明，这类考察往往会揭示出希腊人和中国人是在应对完全不同的问题，一些显著的对等经过这般考察往往会被证明只是假象。
过去几年在中希比较研究领域还出现了好几部重要著作。这些新著主要来自汉学阵营，倾向于关注中国文化中所谓的独特之处，而这些作者往往把中国文化视为西方文化的“他者”。我们从其中的不少研究中获益颇丰，也频繁地在注释中加以征引。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在此逐一讨论这些著作。但有三项最近的比较研究与《海妖与圣人》这本书特别有关，在此愿聊表肯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