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妖与圣人：古希腊和古典中国的知识与智慧》(10)

希腊一边止于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中国一边止于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年）。虽然主题和重点不同，我们还是认同瑞丽教授的一个信念，即比较研究如果要开展，就必须首先尝试用每一个思想传统自身的话语去理解它。
Knowing Words:
Wisdom and Cunning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s of China and Greece,
Lisa Raphals,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92

于连（François Jullien）在最近几本书中恰恰都在尝试做这件事。鉴于他拒斥“天真的，似乎能把任何东西直接从一个文化转移到另一个文化中的化约做法”，于连在我们看来是在努力辨认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独特的语词或思想倾向，恰恰因为它们如此彻底而自然地内生在中国人的话语中，因此极少被单独讨论。这些特点，例如优先使用间接表达（indirect expression），或者强调事物的“安排”（deployment）和“处境”（situation）而非其内在性质（inherent quality），在于连眼中成了解释（西方与）中国“差异”的思想资源，同时也是建立（中国）与西方文化富有成效的比较的基础。无疑，他的比较主要受到中国因素的驱动，他认为等式的这一边能够提供一个视角从“外部审视我们的想法”（pour envisager notre pensée au dehors）。
这一度招来批评，认为于连建构了一个“他者”（如中国），却并未首先清楚地定义和澄清他首要的参照点（如希腊和西方）。尽管于连在论证模糊性或间接性在中国思想中占主导地位时才华横溢、令人信服——相对于西方话语中占主导的直接性，但他并没有视而不见西方哲学传统中对间接性的强调——正如他在对柏拉图第七封信的评论中表明的那样。不过在我们看来，此处的对比并不像于连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浅显易见。进而，我们将论证柏拉图的文本远比传统理解所允许的或于连所表明的——即便从他对柏拉图更加细致入微的解读去看——要更加隐晦和具有暗示意味。本书所呈现的希腊-中国比较两端是否得到适当的平衡仍然有待评判。当然我们会同意，两个传统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比丰富且复杂。在我们看来，任何的比较研究几乎都不可避免要敉平或过分简化这两大传统的其中一个（或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