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妖与圣人：古希腊和古典中国的知识与智慧》(7)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Benjamin Schwartz，
Belknap Press, 1985

许多中国本土的学者，在西方接受过研究生教育后，经常会援引古希腊哲学来检验自己的传统，甚至可以说他们研究的动机也是由希腊模式引起的那种焦虑。胡适的《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是最引人瞩目的例子。此书原本是1917年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其中充溢着一种辩护精神，这种精神在同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并不少见。胡适希望唤醒他认为在古代中国本就存在的“逻辑方法”，只不过这种“逻辑方法”长期被道德主义的儒家传统所束缚。他的意图是“让我的同胞们知道，这些西方的方法对中国的智慧来说并不是完全陌生的”（p. 9）。逻辑占有支配地位对他来说是西方最值得赞赏的特点。他相信，正如自己的著作所昭示的那样，比较研究应该试着去揭示中国传统中有潜力引导中国发展出西式科学技术的种种因素。
即便是萧公权（Kung-chuan Hsiao）这样不怎么喜欢征引希腊做对比、很少提倡仿效西方观念的学者，也忍不住要在极具价值的一卷的结论部分猜想，假设不是佛教而是希腊哲学或罗马法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被引入中国的话，那么“人们至少可以放心得出结论，（ 中国的）政治思想和制度会呈现出更加积极的内容，还有更迅速的变革或进步”。研究西方哲学和古典希腊的专家通常并不关注中国。但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外：诺斯罗普（F. S. C. Northrop）和劳埃德（G. E. R. Lloyd）。诺斯罗普是位哲学家，在1946年出版了题为《中西之会：关于世界理解的研究》（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An Inquiry into World Understanding）的著作。在这本书里，作者构建了东方知识和西方知识的全面对比：
西方知识被表达为“逻辑地写成的科学、哲学论述”，而掌握东方知识的人则集中“关注当下领会到的，他与之打成一片的感性绵延”（p. 318）。在另一处他解释说，前一种知识源于“公设概念”（concepts by postulation），而后一种知识源于“直觉概念”（concepts by intu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