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多代的血吸虫病防治之路：复旦公卫人的健康共攻坚战(2)

1981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卫生研究部主任瓦伦教授来华宣传特效口服药吡喹酮，以及通过纯粹化疗来消灭血吸虫病的策略。“只治不防”的策略遭到了苏德隆的质疑。
曾跟随苏德隆深入在朱家角血防第一线的袁鸿昌解释道：“瓦伦忘记了一个前提：中国有四十几种动物传染源，且牛羊是主要传染源，人就算不下河直接接触血吸虫，照样能形成疾病循环。”苏德隆与瓦伦按照不同策略分别带领团队在安徽省贵池市三联村和桂畈村开展血防工作。最终，两地实践效果的对比验证了 “防治结合”策略的正确性。
直到1980年，苏德隆还在血吸虫病重灾区安徽省贵池市白杨河畔的纪家坝防治灾情。纪家坝生猪感染率高达九成，白杨河下游某生猪饲养场出现仔猪一窝一窝死亡的现象，人群粪便阳性率（反映血吸虫病感染的一项指标）为16.7%。苏德隆在纪家坝地区采取改造环境与人畜化疗的并举策略，一方面沿着河岸修建矮圩限制钉螺生长区域，并在圩内喷洒药物化学灭螺；另一方面分别使用吡喹酮和敌百虫治疗罹病人群与牲畜。四年后，血吸虫病在纪家坝地区被成功消灭。
“上医人参加血防，那是家常便饭。”袁鸿昌说。1955年毕业后，袁鸿昌跟随研究生导师苏德隆赶赴上海、江西、安徽等多地开展工作。“苏教授这一生，不止在预防事业贡献很大，更是我们医学界的一代宗师。”
1979年，袁鸿昌赴索马里考察当地血吸虫病疫情，保障在索人员的生命健康。他将当地泥土样本带回实验室进行研究，并大胆采用苏德隆在上世纪50年代针对日本血吸虫设计的防蚴绑腿。当他把绑腿的布条放在水中浸泡的时候，水里的埃及血吸虫尾蚴也被杀灭了。袁鸿昌很激动：“事实证明，原先针对日本血吸虫设计的防蚴服对埃及血吸虫同样具有防护效果！”
除却在科研实践领域继承苏德隆的衣钵，袁鸿昌还在社会工作中扩大了复旦公卫人对全国范围内血防的影响力。
1992年至1999年，袁鸿昌担任卫生部血吸虫病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适逢我国经济转型阶段，血防财政问题凸显。为此，他引进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7100万美元贷款项目，并针对国情改用“人畜化疗为主，易感地带灭螺为辅”的血防策略，同时开始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健康教育。该项目在湖南、湖北等八省展开，惠及约4000万人。
项目实施期间，国内高校开展针对基层干部和血防工作者的进修班，以弥补前线专业技术人员的缺口。在袁鸿昌的主持下，原上海医科大学自1990年起共举办了10期培训班，每期1年，为我国血防事业输送了大量的骨干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