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歌者时代先声——聂耳的音乐人生与回响(4)

1928年，16岁的聂耳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之后，他一直按照革命者的标准对自己严格要求，时刻鞭策自己积极进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并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1933年1月初，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上海的左翼文艺工作笼罩在一种“白色恐怖”的氛围中。就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环境里，聂耳逆流而上，经田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田汉在《聂耳胜利的道路》中写道：“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他是一个爱国者……他是那样地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源，方能奔涌。从此，聂耳在党的领导下，犹如航船得到灯塔的指引，朝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用他的笔做刀枪，用他的歌做炮火，去进一步追求自己的艺术发展，走上一条在党的大众文艺方针指引下的革命音乐之路。
“代替着大众在呐喊”
1932年2月7日，“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的第10天，聂耳在日记中质问自己：“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几年、几十年后成为一名小提琴演奏家又怎样？你演奏一曲贝多芬的《奏鸣曲》能够鼓动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此路不通！早些醒悟吧！”
醒悟后的聂耳开始从人民大众中寻求出路。他认为：“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因此，他鲜明地指出，“目前从事音乐运动者，首先要提出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一种“代替着大众在呐喊”的“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
1985年，在为聂耳逝世50周年举行的纪念音乐会上，一批在20世纪30年代爱唱聂耳歌曲的青年女工，此时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她们集合起来，在音乐会上深情地演唱了《新女性》。
孟波清晰记得，上海杨树浦的一批纱厂女工含着热泪对他说：“聂耳先生是中国第一个为我们工人写歌的人啊！他的《新女性》《码头工人》等，不是可怜我们或者仅仅是同情我们，而是在诉说我们工人痛苦生活的同时，唱出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志气。”
在创作《新女性》过程中，聂耳曾多次于繁星满天、寒霜遍地的秋夜去沪西的纱厂观察女工的劳动、生活情景。为了深刻反映工厂的生活和妇女在被剥削的劳动中所受的苦痛，除了谱曲、配乐，聂耳还招募了一群女青年，成立了“联华声乐团”，并亲自担任钢琴伴奏。
从摄影棚传出来的歌声，和谐、明快、有力，有着美好的音色和动人的旋律。前来拜访聂耳的蔡楚生却很快就忘了那是歌声，“而觉得那是‘人’的呼声；并被引进了现实生活的场景与斗争的场景。我看到了在晨光朦胧、街灯暗淡的街头，许多被剥削、被践踏而失血的女工们正在匆匆赶路的情景；我听到了工厂中机器的轰鸣，看到了人们成为特权阶级和机器的奴隶那种悲惨的景象……”歌声停歇，聂耳好像刚经过了一场剧烈的搏斗，喘着粗气，满头大汗，眼睛里还在燃烧着斗争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