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瓦多·达利:怪奇梦境与永恒记忆(2)

《堂吉诃德》
小学时代，达利似乎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以空前的热情去制造虚构的回忆。上学时，他甚至忘记了字母表上的字母以及如何拼写自己的名字，但他无所不能的梦魇与虚构冲动则与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他时常无从得知生活如何从现实开始，又如何结束于想象。他常常出现一种高视觉现象，就好像眼睛已变成一副强力眼镜，在有限视觉范围内发挥放大镜作用。
和鲁迅在自家后园中看见墙外的两株树类似，达利中学时代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他在菲格拉斯基督教教义学校第一教室窗外看到的两棵树。两棵都是柏树，只是左边那棵略矮，右边那棵树身直挺。每天下午，达利的视觉之窗便会在两棵柏树上随着光线的变化打开。在他看来，它们整个下午都像两团黑火焰一样在天空燃烧，并以这种方式告知他课堂内容的单调节奏。达利自言，这两棵柏树就是他的钟表：在下午课堂开始时燃烧，在晚祷告后隐没于黑暗。即便后来他被学校以走神发呆为由调换座位，从视线里剥夺了那两颗柏树，达利依然执着而准确地感知着它们的位置，用想象在时间里重建一切。这一钟表形象，将成为达利后来整个艺术生涯的标志，也是我们理解达利钟表含义的钥匙。

大师之间的交集
达利青春期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有意识地强化了神话、怪癖，以及在他孩提时代就形成的缺点和美德。在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原本满腔热忱的他很快就对老师们失望了，因为尽管他们满身荣誉，却教不了自己任何东西。其实这倒不是达利狂妄自大，也并非老师们平庸无能，反而是由于他们与时俱进的所谓“进步精神”，对新鲜事物与潮流的追逐，让达利觉得过于自由和懈怠。换言之，达利对老师们当时追捧的印象主义、立体主义嗤之以鼻，觉得他们标榜的创作自由是本末倒置，更是他在少年时代玩剩下的。他想要的是表达的精确性，是有关构图、透视和颜色的最准确学识。
达利用像被教皇接见一般，来形容拜会毕加索时的激动与崇敬之情。他对毕加索说自己特意是在去卢浮宫之前来看望他，毕加索说你做得很对。达利精心准备了一幅名为《菲格拉斯的少女》的小画赠与毕加索，对方无言地盯着看了一刻钟，之后两人便上楼一起看了毕加索整整两个小时的画，同样沉默无言。直到离开的那一刻，两人才互相对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