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忙侦探狄仁杰，很久没靠推理破案了(2)

“福尔摩斯之死”
一战到二战之间是西方侦探小说的“黄金年代”。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比利时小个子侦探赫尔克里·波洛随着《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名篇问世，成为了继福尔摩斯后最著名的侦探角色。一生共创作78部侦探小说，克里斯蒂迄今仍是人类史上最畅销的小说家，作品销量仅次于莎士比亚著作与《圣经》。
“黄金年代”的代表作家还包括美国的埃勒里·奎因、约翰·狄克森·卡尔等，阅读侦探小说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了欧美不限社会阶层的全民风潮。
与此同时，该类型诞生于美国又在美国被颠覆，以雷蒙德·钱德勒为代表的“硬汉派”侦探小说不再专注思维解谜，侧重打斗场面，更加贴近现实社会，侦探角色的职能被大幅拓宽。
日本对于类型的贡献与欧美并驾齐驱，产生了以江户川乱步为代表的“本格派”和以横沟正史为代表的“变格派”。两人笔下的名侦探形象明智小五郎和金田一耕助，若干年后仍在被漫画《名侦探柯南》《金田一少年事件簿》致敬，分别是“毛利小五郎”的姓名和“金田一一”的身世来源。
二战后日本衍生出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社会派”，国内读者熟知的东野圭吾作品便是该派别的风格延续。由于当初日本颁布的《当用汉字表》中，“侦”字被废除，“推理小说”才被作为替代称谓使用，如今国内常用的概括词“侦探推理”，恰可视作欧美与日本两种源流的组合。
中国的侦探题材作品，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公案小说”，如《狄公案》《包公案》《海公案》《施公案》等。
不过这些公案小说主要是为了赞扬断案官员们清正廉洁、除暴安良，意在警世喻言，宣扬忠孝伦理，和现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有着本质区别。故事情节方面，要么是某公自身足智多谋，要么依靠神灵指点、鬼魂托梦，不存在多少遵循科学的侦破、推理成分。
清朝末年，侦探题材还是作为纯粹的“舶来品”传入了中国，首篇译作是来自《福尔摩斯探案集》的《驼背人》。那时福尔摩斯还被译成“歇洛克·呵尔唔斯”，搭档华生医生则被译为“滑震”，译文用的是文言文：“我素知汝为人行医，必步往，惟事忙，方坐车，今汝靴虽用过，而靴底泥污少，故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