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社会主义文化视域下的《辞海》22年修订史(7)

1966年5月，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的“左”倾错误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曾经领导过《辞海》修订工作的石西民、白彦、罗竹风、杭苇等人被批为“走资派”，在他们领导下成立的辞海编委会被诬为“大肆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广泛搜罗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组成的一个黑班子”；参加过《辞海》修订的许多专家学者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共老手”“反动学阀”“汉奸文人”等帽子，遭到不同程度的批斗。他们耗费大量精力修订的《辞海》（未定稿）被定性为“一株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之大成的大毒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工具”，从而被彻底否定，以致远在新疆的一位读者无意中发现杂货店将《辞海》用作包装纸；在浙江，造反派不时传出话来，要将这“毒草”烧毁；在北京，梁漱溟从一位学生处借来的《辞海》《辞源》被红卫兵烧毁，给他留下了不能物归原主的终身遗憾。
在“知识要服从于无产阶级政治”的口号下，工农兵对《辞海》（未定稿）展开“革命大批判，狠批孔孟之道和修正主义路线流毒”，使修订过程变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其结果是《辞海》（未定稿）变得面目全非。针对工具书严重缺乏、群众呼声很高的情况，周恩来在1971年3月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作出决定，修订《辞海》（未定稿），并把它列入国家出版计划。但是，在“四人帮”百般干扰下，修订“迟迟没有结果，最后于1975年底只出版了《辞海·生物分册》，余均为初稿，大多以白皮书形式印出来”。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政治上是第二次翻身”，思想“没有马上得到解放，《辞海》的修订工作仍然迟迟不前，像个小脚女人走路”。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纲治国，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这使得编写者“心有余悸，顾虑重重”。
进入1978年，政治形势进一步明朗起来，针对“中外语文词典十分缺乏，已严重影响教学、科研、生产、国防和外事活动”的情况，上海市将《辞海》与《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一起列入重点科研项目，并且成立了由市委书记王一平担纲的《辞海》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同时决定恢复停止工作十年之久的《辞海》编委会，夏征农继舒新城、陈望道之后任第三任主编。10月，国家出版局向上海接二连三地传达中宣部紧急指示：“《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向建国30周年献礼。”这无异于又一次重编，不仅要纠正《辞海》（未定稿）中的错误，还要增添时代发展所产生的新内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要在被“四人帮”破坏殆尽的烂摊子上重整旗鼓，困难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