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社会主义文化视域下的《辞海》22年修订史(5)

对于这些问题，上海市出版局后来在一份报告中提到：“用走群众路线的方针来编写这样一部收有九万条词目的大型综合性辞书，我们是没有经验的。因此，在选收词目和编写释文方面都曾走过一些弯路。如在选词方面收过不少类似章节标题、不够稳定的某一时期的生产（运动）的口号，有的过细过专。在当代在世人物要不要选收的问题上，曾经有过较大的争执，最后由于难以平衡和不够稳定终于放弃。在释文方面也曾走过一些弯路。”由此可见，修订《辞海》走了一条在探索构建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具有普遍性的道路，但在当时形势之下，人们对于政治的理解出现偏差，致使党领导文化事业这一正确原则在实践中走了样。

中华书局早期出版的《辞海》《辞海》（1979年版）的诞生
修订《辞海》可被视为一次知识重构，一方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另一方面要“在有限的篇幅中概括地阐明词目的含义，提供切合词目的知识内容，为读者解疑释惑”。很显然，在“多快好省”口号下的《辞海》修订背离了其初衷。时任副主编的杭苇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指出：“批判不是《辞海》的主要任务，辞书的基本任务是给读者以必要的知识”，“编写《辞海》必须肯定专家的作用，没有专家参加编写，不调动专家的积极力量，要求《辞海》有高度的质量，看来是不可能的”。1960年8月23日至9月2日，《辞海》编委会召开初稿审查会，针对初稿中的问题提出了“明四至”“撕标签”“割尾巴”“挤水分”的补救措施，在肯定此前提出的政治性、科学性、通俗性前提下，提出了知识性、稳定性、正面性，此即修订《辞海》的“六性”原则。
与此同时，上海市委宣传部一方面“要求各编写单位配备编写骨干，并给予必要的条件和时间，争取脱产、半脱产，集中修改，保证这一任务如期完成”；另一方面“转告有关大学党委继续给予协助和支持”。辞编所也“将经过集体讨论修改后的词目和标兵，印发各编写单位，并继续广泛征求意见”。在上级部门的重视下，各编写单位有的减少词目数量以求提高编写质量；有的开展“务虚”工作，选“标兵”，逐级定期讨论、汇报；有的抽调人员错峰工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等。经过修订，二稿内容充实了，知识性、正面性加强了，少数词目已接近定稿的水平。但是，又出现了释文过于重视知识性，过长、过专或者过于重视概括性，显得很抽象，不够通俗、不易理解这样简而不明或明而却泛的问题；在处理材料与观点时没有抓住最本质、最必要的部分，没有做到取舍适宜、详略得当、中心突出、主次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