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社会主义文化视域下的《辞海》22年修订史(3)

“搜资料首应问为什么？《辞海》的对象是高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和干部，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资料要能够帮助他们，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因之，旧词的去取要以厚今薄古为方针……以《时事手册》和学习《新华半月刊》为例，说明有若干词改写后即可用，有若干词只能有一部分资料，尚须查其他文件才能补充完成；有的则正在发展，现在只能记出词目，要继续记其发展情况，俟一事结束后再来整理。”他自己则“每日看《人民日报》进行勾画，并将修改编写若干条目”。通过这样有技巧的取材、加工，在一定范围实现了“主义”与“知识”的结合。
舒新城进而认为，修订《辞海》“对很多词目要给以完整的、明确的、科学的解释，必须把毛主席的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指示，进行全面的、认真的钻研、分析和概括，不能断章取义。不然的话，就是发生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例如，对于“革命阶级”的解释是从道义上的善恶或诗人般的义愤出发，以压迫、剥削来区分，还是以促进或阻碍生产力发展为标准？若从毛泽东的论断出发，“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问题便迎刃而解；对于像“国家”“民族”等古今意义差别较大的词目，以及“政制”“法制”等因执政理念和国情相异造成不同理解的词目，在修订《辞海》中采取“以现代意义为主”，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进行解释，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当成反面教材拒绝收入等办法处理。
总体上，修订《辞海》贯穿着当代事要有政策观、国内外事物须有阶级观、释文要与党的精神保持一致、反面角色要敌我分明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构建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极具普遍性。
不过，“主义”与“知识”的结合在现实政治面前出现了不确定性。“为了迎接文化革命高潮的到来，多快好省地供应广大读者必要的工具书”，仅靠辞编所有限的力量不足以迅速完成这项文化工程。根据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建议，修订《辞海》可以分组包与各大学学系及学会代编。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依靠领导，组织各学术单位的力量和编辑部三结合”的修订方针，即党委应加强领导，经常督促检查，保证能按时完成任务；各学术单位主要以上海的高等院校、学术团体及有关单位为主，按照学科大体分类，包干负责进行编写。上海无法解决的，可请外地单位承担编写任务。编好后由辞编所调整词目、加工文字、统一体例，并且对初稿作初步审查；然后将初稿送编委会和有关部门审阅修改；最后，报送国务院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决审。这种办法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广泛、高效的组织动员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