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粉背后是真实的记录与文化自信|专访《我在故宫六百年》导演组（下）(3)

导演梁君健与摄影师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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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文化题材纪录片的市场来源于全国的文化自信
“观众”始终是主创们从策划到摄制都不曾忽略的一个部分。梁君健说：“现在的观众其实还是蛮严格的，他希望看到精彩的东西、有趣的东西。观众的口味非常的丰富，你不知道什么点能够打动它，所以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制作过程中也是蛮焦虑的。”
尤其是受疫情影响而不得不缩减的拍摄时间，使得主创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成片是否能受到观众的喜欢都感到很忐忑，直到看着纪录片最终成型，对作品的满意才升级为自信。张越佳告诉记者：“随着我们磨后期创作，不停地去修改，到片子最后呈现出来的时候，大家的信心就非常的足了，觉得起码它不是一个坏作品了。”
当纪录片正式上线后，观众的反馈让主创们非常开心与欣慰。一方面，观众准确地捕捉到了很多主创们想要表达、传达的细节；另一方面，观众的评论也为主创们提供了许多不同的视角去看他们自己拍的东西，也对他们今后的创作产生启发。
梁君健认为，纪录片只有抵达了观众，引起了观众的反馈和共鸣，包括批评之后，它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所以说现在可以说，这个片子的生命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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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故宫相关的纪录片一直很有市场。据张越佳透露，2005年那部《故宫》纪录片收视率远超同期播出的大热电视剧《京华烟云》，“广大观众对中国传统文明还是很感兴趣的，尤其是跟文物有关的时候，老百姓们就特别爱看了，因为他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到故宫去参观的。”张越佳说，中国人对家国的认同、民族的自豪感是非常强的。故宫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历史建筑群，所以看到这些东西就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精气神是从哪里来的。
梁君健在分析纪录片成功背后的原因时认为：“一方面，这是和整个中国现在的大环境相关。因为大家都讲文化自信，都试图挖掘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能够平衡掉我们过于现代化，过于追求效率的一些焦虑，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色彩和多元性的东西。另一方面，我想这也是整个纪录片行业发展的一个结果。互联网时代开始的一段时间，纪录片行业还是挺焦虑的，大家觉得网络可能是一种快餐文化，互联网对纪录片来说不是一个好平台。但《我在故宫修文物》恰恰是在互联网上引起了更多的反馈，引起了观看的热潮。所以回过头来看，互联网也是一个机会，它能够把有着特殊爱好的观众聚集起来，能够帮你的片子找到属于它的这批观众，而这样的一批观众又能够帮助你把片子再进一步的推广，让它去破圈，这样其实是很好的一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