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课堂（80）】“治外法权”概念词源属性辨正(2)

“治外法权”一词在日本语言中的使用情况,目前所见,1881年4月(明治14年4月)由井上哲次郎作序的《近代日本学術用語集成》已经收入了“法理学”类目下的“治外法權”及其英文对应词“Exterritoriality”。考虑到一个词汇从第一次出现到编入词典,应该有一个时间过程,因此“治外法權”在日文中的出现肯定早于1881年4月。若依据首见书证出现时间的线索,属地主义含义的首见书证在中国出现于1886年,而属人主义含义的首见书证在日本出现于1881年,则独立起源说和日文创制说都有可能。但在中日语言词汇史上,中日两国相互不受影响地独立创制出一个同形词,含义虽有不同却聚焦于同一社会现象,这不仅没有先例,而且有些匪夷所思。而日文创制说的解释困难,主要在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文是否已经开始具有了反哺中文的能力和实践则值得怀疑。
1885年3月,福泽渝吉发表著名的“脱亚入欧论”,但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反影响,则是从甲午战争以后才开始的。
沈国威在《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一书中认为“19世纪70、80年代所撰写的有关日本的著述里使用的日本词汇和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之间存在着断层,两者是一个非连续的事件”,从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使东述略并杂咏》(1877年)、王韬《扶桑游记》(1879年)到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1887—1889年)、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1890年定本)来看,傅云龙、黄遵宪等人的个人借用,没有成为中国语言社会的一般现象。属人主义的“治外法权”一词在1887年《日本国志》定稿时已经出现,但直到1896—1897年间才在《申报》《时务报》等报纸上出现,说明1886年在《申报》上出现的属地主义含义的“治外法权”一词,一定不是一个日语借词,日文创制的可能性很小。
刘凡夫曾指出,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一批中日同形词,“在幕末以前,无论是汉语的,还是日语的资料,均未能找到使用例”,这说明不管在日文中,还是在中文中,“治外法权”都是一个近代词汇。在汉语中,“治外法权”由“治外”和“法权”两个单词组成,在语言习惯上,“治外”往往与“治内”相对应,属于动宾结构,而在日语中,“治外”变成了修饰法权的“定语”。从语言习惯上看,中国人更容易将“治外法权”理解为“治理外国人的法权”而不是“治域之外的法权”。因此,更大的历史可能是,“治外法权”一词首先在中文中创制,表达属地主义的含义,然后被引入日语之中被转化为表达属人主义,再在甲午战争后又被引回中文之中,从而使得该词在中文中具有了属地主义和属人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