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1935年：蒋介石笔下的汪精卫遇刺案(4)

蒋日记中没有出现一般文章所述他刚到现场就被汪妻陈璧君拉住责问的窘状，但确实有数次提到陈璧君对他指责。蒋在2日记道：“凶手本晨三时死去，国之内部疑心丛生，汪夫人且疑及组织部所为，闻之殊为□□（两字无法辨识——引者），党内之无精诚而且猜疑如此之深。”孙凤鸣行刺后，当场也被卫士击中数枪，次日凌晨即死，这使案件更扑朔迷离。陈璧君具体指名是蒋指使组织部手下杀人，国民党内外对蒋的质疑声音也不断，蒋介石切实感到了压力与痛苦：“汪陈璧君处处以刺案定要余（蒋介石自称——引者）一人负责办理，当此国难党难逼紧，万绪待理之时，又遭此不幸，苦痛之事，精神之受打击既深，而再加此不谅与疑难之案，实不堪设想。何天之试人不断，一至于此哉？”（1935年11月5日）“茹苦负屈，含冤忍辱，对外犹可，而对内尤难，何党国不幸，而使余犹当此任也。
”（1935年11月6日）当时，四届六中全会正在进行，蒋介石每天必须面对党内同志质疑的目光，百口莫辩，其巨大精神压力可想而知，他那时甚至情愿子弹打到自己身上，而不愿承受不白之冤：
精神之受打击，其痛苦较甚于枪弹之入肺腑数倍，此次之弹如穿入于我心身，则我心安乐必比甚何等事快也。（1935年11月3日）
蒋介石每天去医院探视，下令给汪精卫发慰问金，还亲自向汪精卫的亲信们说明自己的诚意。然而，案件一日不破，疑虑无法消除。蒋介石对破案工作十分重视，在日记中有具体督办的记录：“全力准备缉凶”、“本日对缉凶事有所指示。”（1935年11月3日）“六中全会闭幕，组织特种会办理刺汪案。”（1935年11月6日）。
所幸，蒋介石的催办产生了效果。国民党特工人员很快查明行刺者孙凤鸣系晨光通讯社记者，再顺籐摸瓜，于蒋介石宣布组织“特种会”来侦办刺汪案的当天（11月6日），即在江苏丹阳将参与策划行刺的晨光通讯社社长贺坡光抓获，案件得破。蒋介石得讯大喜过望，但他最初竟也有些不敢相信：“得刺汪主使人贺某已在丹阳拿获，信疑参半。”（1935年11月6日）。直到次日，更详细的侦破的情况传来，确实无误，蒋才一块石头落地。他写道：
刺汪指使凶犯贺坡光为其改组派员，……已缉获，证明无误。此事乃得大白，一团疑虑尽释，使余如释十字架之重负，是天父之试余信念究为何如乎？（1935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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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的汪精卫遇刺案对蒋介石影响颇深，多疑性格使他得以幸免被刺，其后虽有很大的精神压力，但又能较快破案。他日记中以相当长的篇幅来对此事发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