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1935年：蒋介石笔下的汪精卫遇刺案(5)

六中全会开幕之日，汪先生被刺，而刺客第一目的则在我，幸获如天之福，得免于难，此为国运存亡所关，非个人之祸福已也。冥冥中益信主宰常临而非人力所可勉强而成。惟我未被刺之痛苦，当时嫌疑丛生，殊较被刺痛苦为犹甚也。幸此案不久彻底破获，猜疑尽释，使余如释重负，更足自慰。据凶手供，去年五中全会时在中央党部已经在余身畔行刺一过，因当时手枪在怀，取之不出，故错过机会，而此次仍未达其目的，岂非有上帝在上主宰而能免此乎？以此而可记者，凡经过数度被刺而事后由凶手自白者，一为十四（1925）年之广州，二为廿二（1933）年之安庆，去年则为第三次也，事后刺客皆临事转意，其前二次皆见余神采奕奕，不忍下手，而反生敬畏也。乃知天之未丧我中华也，反动其如余何？倭寇其如余何也？（1935年11月30日“本月反省录”）

1925年的蒋介石蒋介石的这段感慨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庆幸身为行刺的第一目标的他，却能“获如天之福”避开杀身之祸；第二层是庆幸案件迅速得破，自己得以洗刷与解脱；第三层则是将此偶然事件，当成必然，联系自己以前几次逃脱遇刺、大难不死的经历，说成是上帝庇护、主宰的结果，言语之间不免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自得。
值得注意的是蒋在总结自己躲过几次谋杀后所写的最后一句：“乃知天之未丧我中华也，反动其如余何？倭寇其如余何也？”蒋自视甚高，把他个人的生死与国家命运联在一起，“反动其如余何？”意即国内反对他的人不会成功，这好理解。“倭寇其如余何也？”则看似突兀，因为汪精卫遇刺案从表面上看不到日本的影子，但联想到当时日本对中国步步紧逼，蒋介石心理上始终难以摆脱日本侵略造成的阴影，此句也就不难理解了。果然，在1935年11月底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就宣布了较为强硬的对日政策。
（作者授权刊发，原文首发于《世纪》，有部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