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国科大演讲互动：我懂高能物理，我认为你不要走这方向(5)

而我自己觉得在联大时推演法学得非常好，后来根据这个根基，又吸收了归纳法的精神，将二者结合起来，就又是我非常大的幸运。
在1946年1月到1947年，是我感觉最困难的一年。因为在昆明的时候学了很多理论物理，也念得很好，可是基本上没做过什么真正的实验，而我知道物理学根基是在最后的实验。
到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就下了一个决心，要写做实验的博士论文，所以到了那边就开始进入实验。
当时艾里逊（Allison）教授在做一个加速器，那时算是很大的。他带了有六七个研究生，我就是其中之一。前后做了20个月。可是我不会做实验，笨手笨脚的，所以实验室里的同学都笑我：“Where there is Bang，there is Yang!”后来我懂得，自己不是做实验物理的材料，就不做了！
而理论方面我一去就找了特勒，他给了我几个题目，但都不合我的胃口。他喜欢的题目和研究方法，以及他注意的事情跟我不一样。在和他做了一个题目后，他认为结果很好，要我把它写出来，却写不出来了。
因为中间需要做一些近似的计算，而近似的计算没法控制它的准确性，所以我这个论文写不出来。那么他说没关系，觉得我是个很聪明的研究生，就做另外一个题目，结果又是发生这个现象。
这样几个月后，他跟我都知道，我们不是一类的理论物理学家。虽然他跟我的关系一直很好，可是我认为不能从他那得到题目，就开始自己找题目了。
我可以跟大家讲，研究生找题目感到沮丧是极普遍的现象。假如在座哪位研究生现在弄得很困难的话，你不要以为这是自己唯一的现象！
原因是因为在本科生的时候，学的是已经有的知识，而研究生要自己找题目，自己找方法，在本科念的多好，都不见得在这方面很快就容易达到一个顺利的地步。
做的不成功，当然会不高兴，不过也不要沮丧。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幸亏我在联大的时候念了很多东西，有好几个问题是别人做了，但还没有完全解决，我就把这些问题拿出来研究。
在那一年一共研究了四个问题。
第一个是贝特（Hans Bethe）在1930年关于自旋波（spin wave）的数学工作，自旋波跟固体的构造有密切的关系。在当时，有几个很年轻、很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他们有一套理论，在中国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很重要，所以在芝加哥大学，我就把他们的文章拿来拼命的念。
第二个是昂萨格（L. Onsager）在1944年的文章，昂萨格做的是统计力学，其中有一个非常难的数学问题，被他在1944年解决了。我还记得这个文章当时印出来的时候，我还是王竹溪先生的研究生。王先生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没能做出来。忽然看见昂萨格做出来了，他就告诉了我。王先生是一个平常不苟言笑的人，可是那天我可以看出来他很激动，这么困难的问题居然被解决了，我就知道这个里头有文章！所以在1947年，就对这篇文章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