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的诞生——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

世纪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中全球共时性的诞生，以及为改造这一共时关系内部的不均衡性而展开的斗争和探索。只有从中国历史脉络和世界历史巨变的双重视角才能把握20世纪中国历史的位置。
独特时势的把握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巨变的影响下，不同的力量形成了各自对于时势的判断，也由此产生了时间观上的相互竞争。例如，康有为在《礼运注·序》（1901年，自述作于1884年）中提出了孔子纪年，刘师培于1903年提出了“黄帝纪年论”。这些时间观相互对立，但共享着一种新的进步意识，即历史与时间轴线的统一。1900年是庚子年，也是光绪二十六年。这一年的1月30日午夜，流亡在夏威夷的梁启超感慨万千，写下《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蓦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是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
梁启超把两个重要的新概念放在一起，一是表示时间的20世纪，二是表示空间的太平洋。这一迥异于过往表述的新的时空观在此后成为更加普遍的表述，为探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提供了新的时空框架。首先看时间。对梁启超而言，世纪不只是纪年方式，也是对历史时势的认知和界定，对行动根据的判断，一切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都在这种剧烈的历史意识的变迁中重新组合。20世纪的概念虽然是在与“公羊三世说”等儒学叙事的相互纠缠中诞生的，但更是“公羊三世说”或其他经典历史叙述无法应对这一时代巨变之性质的产物。
“世纪”概念的普遍化得缘于新的时势。从空间角度观察这一概念，太平洋时代与从19世纪末期开始的美国崛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全球资本主义重心开始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在这一广袤空间，除了19世纪的旧帝国，又崛起了两个新的政治经济体，或用杨度的话说是“经济战争国”，即美国与日本，世界局势由此巨变，20世纪中国及其命运与这一巨变息息相关。梁启超在长诗里已经开始用“民族帝国主义”这个词，而在1903年，他从经济的角度论述了20世纪的时代特征。这一年，梁启超在美国大陆就近考察这一“经济战争国”，发表了长文《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从经济垄断、生产过剩、资本控制等方面研究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提出“托辣斯者，生计界之帝国主义也；夫政治界之必趋于帝国主义，与生计界之必趋于托辣斯，皆物竞天择自然之运，不得不尔”，补充了他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对美西战争后美国太平洋扩张的真正动力的解释。
世纪的降临是一个事件：启用这一时间概念正是为了终止旧的时间概念，从而20世纪不可能从先前的时间概念中自然地衍生或发展而来，既不可能从王朝纪年、黄帝纪年或孔子纪年等时间序列中来说明这一概念，也不可能从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的时间序列中去把握这一概念，但一切其他的时间概念都将在这一时代被重构为20世纪的前史。世纪概念提供了一种认识论的框架，将多元空间和多元时间纳入共时性的普遍历史，并由此开始了对这一普遍历史内部的不均衡性和由此产生的矛盾和冲突的思考。20世纪与过去一切时代的区分不是一般时间上的区分，而是对一个独特时势的把握。在这一独特的历史时刻，人们不得不去思考18、19世纪甚至更早时期的欧洲和全球问题，为现代中国“创造”出自己的前史，以辨别中国在全球中的独特位置。因此，对于20世纪的历史叙述需要采用一种颠倒的方式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