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德国表现主义？(19)

当世界观瓦解，其遗留下来的问题在真理、规范的正当性、真诚性或者说美的特定视角下分解开来，并各自被当作认识、正义或者趣味方面的问题来处理时，这种情况就会在现代时期引起一种对科学、道德和艺术等价值领域的甄别。这样，科学讨论、道德及合法性的理论研究、艺术生产及艺术批评就作为专家事务，在相对应的文化行动系统内部被制度化。在一种抽象的有效性角度下，对文化传统的职业化处理，有助于阐明认识—工具的、道德—实践的和美学—表达的知识综合体内部各自固有的规律性。从此刻起，也就存在着科学、道德及合法性理论、艺术的内部历史——当然，这并非历史的线性发展，但的确构成了一种学习过程。

问题便在于，当启蒙方案破碎之后，那些继续坚持启蒙方案的思想家，几乎都只赞同和发展理性分化后诸领域中的一个。这种奠基性的视域，乃是现代哲学一个难以绕过的症结。然而，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异质性经验，已经无法统一在某种理性话语的麾下，这种进步性分化要求着各个领域的价值和逻辑的自律及自洽。唯有从这个角度来打量审美现代性问题，才不至于将激进的审美精神视为理性的极端对立面，从而在针对现代性分化问题的论域中将之抛弃。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康德与美学的自律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一种激进的美学经验重新回溯到思想史上去寻求其在现代性分化意域上的合法性。哈贝马斯认为，正是康德对美学问题的探究，使得一个与科学、道德的认知结构迥异的认知领域得以出现，并将对此领域的澄清确立为哲学美学的任务。唯有从美学经验自律的角度，即所谓“去中心化的、自我经验的主体性的客体化”（das Objektivwerden der dezentrierten, sich selbst erfahrenden Subjektivität），现代主义才获得了一种具有启蒙根基的解释，成为针对现代性的独特意识。

不过，即便沿着这一条论证路线出发，哈贝马斯还是敏锐地诊断到了现代性的一种含混的困境。克服现代性的分裂，与推进现代性的进一步分化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暧昧的张力。这根本上是由于，现代性分化所奠基的视域之间是重叠和混淆的。例如，审美现代性问题之所以在超现实主义那里遭遇了困难，是因为其总体性的允诺和乌托邦性质。这意味着，艺术的乌托邦指向了一个超越艺术之物，从而沿着文化现代性的路径蜕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换句话说，任何企图将现代性的整体危机强行还原至某一文化领域，企图奠基于此一文化领域，并从此视域出发以消解与之相异的一切规范来达成的所谓“和解”，就在根本上造成了价值领域之间的混淆。这种混淆不仅没有解放效果，反而陷入了“文化的虚假扬弃”（Diefalsche Aufhebung der Kultur）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