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根性”究竟有何不同？(17)

[15] 参见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十讲》，苏隆编译，中国言实出版社2003年版。
[16]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III.14,1285b25-30，苗力田、颜一、秦典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7] 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III.17,1288a25-30，苗力田、颜一、秦典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8] 绝对王权的概念在欧洲思想史上拥有巨大的影响。中世纪教权高于王权，反对绝对王权的存在。从博丹的“最高主权”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霍布斯的《利维坦》，欧洲绝对王权的概念渐渐复活。其直接的政治实践，就是法国路易十四“太阳王”的绝对王权统治。但也正是绝对王权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此做了深刻的批判。
[19] 参见托马斯·阿奎那：《亚里士多德十讲》，苏隆编译，中国言实出版社2003年版。
[20] 亚里士多德认为，“大多数人认为一个大邦必然较为幸福，或许他们是说得对的，但他们未必真正了解一个城邦为大为小的实义，他们以数量为标准，凭人口的多寡来判断邦国的大小，但国势强弱与其以人数来衡量毋宁以他们的能力为凭。如人们的各从其业，城邦也能各尽其用。凡显然具有最高能力足以完成其作用的城邦才可以算是最伟大的城邦。”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VII.4，1326a5-15，苗力田、颜一、秦典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原标题：《中西文明的“根性”究竟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