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中华文脉“四大发现”吗，今天它们“齐聚”这里！(4)

清道光帝秘密立储匣及谕旨（仿制品）。国家图书馆供图
四大发现对于学术界乃至整个中国都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早在1925年，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将四大发现与“孔子壁中书”“汲冢书”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性。
但在刚发现的时候，这些古文献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保护。
清末民初的中国，身处内忧外患之中，没有强大的国力与安稳的社会环境作为学术研究的后盾，现代学术思想也未能在这片土地上传播开来。四大古文献的发现过程因此历经波折，甚至流失海外，被盗窃被损毁。
流散之痛

“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在莫高窟发现藏经洞。”
“1907年、1914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两至敦煌，骗购经卷、绢画和丝织品，其中敦煌遗书约14000号，今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
“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骗购经卷、绢画及丝织品，其中敦煌遗书约7000号，今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1911年至1912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等人骗购敦煌遗书600余号，今收藏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等处。”
“1914年至1915年，俄国东方学家奥登堡率考察队至敦煌，劫掠大批经卷及绢画，其中敦煌遗书19870号，今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敦煌遗书”展览开篇，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幅“发现流散大事记”，讲述了敦煌遗书发现以来的坎坷命运，罗列的数字触目惊心。至今，这些被劫掠走的珍贵文献仍流散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