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70年｜博物馆里的话剧史：共惜艳阳年(14)

1952年暮春之初，史家胡同56号院又成为新北京人艺的院部，院中的芙蓉和海棠正繁花满树，恰如四位聚谈者的心情。他们都在壮年，四个人的年纪排起来几乎都相差四岁，最年长者焦菊隐不过四十七岁，曹禺四十二岁，欧阳山尊三十八岁，赵起扬只有三十四岁。带着各自的戏剧经验，他们思绪深长又自由畅快地谈起来。中国话剧自1907年诞生，在艰难的岁月中筚路蓝缕，从天津、北平、南京、上海到武汉、重庆、桂林、延安，总有这些守护者与之不离不弃，于民族危亡中，给它的美再赋予激越、正义和力量，使之和国家、人民的命运休戚与共。
中国话剧的历史是一部革命的战斗的有创造性的光荣的历史。这是我们话剧工作者应引以为豪的。我们四个人都认为，不管北京人艺建成一个什么样的专业话剧院，中国话剧的优良传统总不该丢掉，不但如此，还应发扬光
大。不能因为现在是和平环境了，要走专业化的道路了，要建立剧场艺术了，就可以不和现实结合了，不向生活学习了，不向群众学习了……
——赵起扬《四十二小时谈话》
这场谈话之前不久，曹禺、欧阳山尊都曾到苏联访问，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艺术历程和严谨的创作方式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焦菊隐更对它和它的创建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科早有专深的研究。现在要在我国建立一座前所未有的专业化剧院，大家都是从头摸索，他们便不约而同地想到这个学习、借鉴的榜样。斯氏体系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传入我国，在延安和国统区都受到剧人的推崇，即使是翻译不完整的理论书籍，也在学校、剧团引起广泛的学习热潮。但曾经的艺术实践又使他们有着这样的共识：借鉴绝不是拿来就用，生搬硬套，“必须要有中国民族特色和北京人艺自己的风格”。
谈到这里，我们像是摸到了如何办好一个专业话剧院的边沿了，把北京人艺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剧院的轮廓，也像是比较明显了，但如果用一句很精炼很有概括性的话，把北京人艺的理想说得既全面而又非常鲜明，我们反复推敲了一下，最后确定人艺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应是“要把北京人艺办为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具有世界一流水平，而又有民族特色和自己风格的剧院”。
——赵起扬《四十二小时谈话》
有了明确的目标，谈话并未戛然而止。“龙马风神，骆驼坦步”——三十五年后，曹禺挥墨写下这八个字，书赠剧院的同仁们，这也是四位剧院创建者自始便践行的信条。焦菊隐先提出：第一步要统一创作方法，让来自二十多个戏剧团体、表演方法五花八门的演员们统一到斯氏体系上来，方能在舞台上为观众呈现一部完整、和谐的好戏。随之，他们自然谈到抓剧本、深入生活、培养演员、剧目质量、提高艺术修养、科学的规章制度等关乎剧院生命的问题。他们谈的最后一个措施是：要有一个好的院风。曹禺严肃地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