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冒险家的非凡旅程，揭开非洲混乱与贫穷的序幕(4)

踏入赤道非洲这片土地的人以日记、书信、公文、演说、游记和自传等形式将其所见所闻公之于众。除了一小部分非洲原住民的口述史材料和来自阿拉伯商人书面记录的历史外，资料来源主要还是参与刚果盆地热带雨林殖民的欧洲人。绝大多数欧洲探险家都信仰社会达尔文主义，心中有一种隐隐的种族优越感，但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程度体现。例如，菲利普·奥古阿尔神父（FatherProsper Philippe Augouard）把巴特克人（Teke people，Bateke为Teke复数形式）描述为“食人族”，说他们看起来像“真正的野蛮人”，这展现了他粗暴的种族主义思想。但是其他旅行家的观点则复杂一些。斯坦利声称自己“没有种姓、肤色、种族或国籍的偏见”，却将住在马涅马边境的居民称为“堕落的人类标本”。不过，到他离开那个村子的时候，他的想法已经改变了，并为“之前傲慢的感想”表示歉意。
相似地，戴维·利文斯通在书中承认了自己对种族偏见的挣扎，他写道：“任何一个长期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人，都会忘记他们是黑人，会觉得他们就是同胞。”而鉴于作者身份和背景的巨大差异，每一条描述都必须结合相应的语境来评价。
旅行家们的记述既是一种历史记录，又是对民族、地方和事件带有立场的历史建构，非洲历史学家用两种不同方法来使用这些材料。第一种是阅读欧洲文献史料，从中挖掘关于非洲的记录，并试图揭示欧洲人记录的信息中暗含的非洲人的声音。传记作家阅读探险者的记述是为了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以及这些行为揭示的人物性格和成就，而非洲历史学家面对同样的史料，了解的则是这些探险家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的非洲东道主和同伴告诉了他们什么。探险家们在穿越非洲大陆时的所见所闻往往比他们做了什么更为重要。
另一种方法是文学的角度——将旅行者们的游记作为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形象表征来解读。丹麦文学评论家弗里茨·安德森（FritsAndersen）认为，旅行家们关于刚果盆地雨林的各种作品表达的共同点是“黑暗”的形象，这将该地区污名化为一个不适用规范、法律和规则的例外之地。亨利·莫顿·斯坦利的游记《暗黑非洲》（In Darkest Africa）和约瑟夫·康拉德的自传式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等书的书名中都强调了这一形象，而未经证实的非洲“食人”故事和欧洲人实施恐怖暴行的真实记录更加强了这一形象。1906年，一组名为《刚果暴行》（Congo Atrocities）的幻灯片声称非洲“食人族”的存在，还展示了欧洲恐怖主义的例子，英国观众震惊之余也充满好奇。对欧洲人来说，它们都是弥漫在刚果盆地雨林中关涉生存之“黑暗”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