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遭指控，更少被定罪：肖万的宣判和美国警察暴力史(2)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12岁男孩塔米尔·赖斯身上。2014年，非裔男孩赖斯在公园玩玩具枪时，被警察蒂莫西·洛赫曼枪杀。一名报警者声称看到一个人拿着枪，但表示“很可能枪是假的”，“很可能是未成年人”。监控录像显示，洛赫曼在到达现场2秒后就朝赖斯开火。但随后，当地检察官从未对洛赫曼及同伴提起公诉，相关调查也不了了之。
案件中涉及毒品或酒精往往也更有利于警方。
2020年，纽约非裔男子丹尼尔·普鲁德从哥哥家中跑出，当时他精神疾病发作。警方赶到时，用头套罩住普鲁德的头，把赤身裸体的普鲁德脸朝下按在人行道上长达两分十五秒，随后普鲁德在医院不治身亡。虽然警方声称普鲁德死于吸毒过量，但当地法医裁定普鲁德的死因是“物理压迫导致的窒息”，应归为“他杀”。不过，大陪审团拒绝起诉7名涉案警察，他们在普鲁德死后5个月被停职。
就算警察遭到指控，也不一定会面临审判。如果检察官认为案件不充分，或是已达成协议避免审判，就可以撤销指控。事实上，肖万在一份“辩诉交易”中与检方协商入狱10年，但被司法部否决。
但在其他案件中，情况有所不同。2015年，得克萨斯州一位名为桑德拉·布兰德的女性被发现死在狱中。死前3天，因开车时涉嫌违规变道，该女子被交警布莱恩·t·恩西尼亚拦下。双方发生争执后，布兰德被捕入狱。随后，大陪审团以伪证罪起诉恩西尼亚，他声称逮捕原因是为了更安全地进行调查。不过，在恩西尼亚同意辞职后，检察官撤销了指控。
更少被定罪
有时候，就算案件中的警察遭到指控，也难以被定罪，很多案件就这样不了了之。
《纽约时报》称，在美国，警察指责同僚的情况相当罕见，警察工会和警察局官员通常不愿公开反对“自己人”，这在美国被称为“沉默的蓝墙”。
在弗洛伊德案中，这一情况则出现了例外。明尼阿波利斯市黑人警察局局长梅拉迪亚·阿拉东多在出庭作证时表示，肖万在逮捕弗洛伊德期间“绝对违反”了警局关于使用武力的政策。
其他案件则没那么幸运。2016年，费兰多·卡斯提尔在明尼苏达州圣安东尼的一次交通检查中，被警察赫罗尼莫·亚内斯开枪打死。当时，卡斯提尔主动告知车上有合法持有的枪支，但在伸手拿驾照时，遭警察连开数枪死亡。事发后，涉事警察以二级谋杀的罪名遭到起诉。但圣安东尼警察局长辩解称，亚内斯的行为与警察局培训政策一致。随后，该警察被判无罪。
如果受害者持有武器，也会对判决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